“所以,你变了。”
科瓦尔斯基温和地说。
“不是我变了,扬。”
亚当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
“是我开始懂了。我过去信仰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完美的、抽象的雕像,我想用锤子儘快砸掉一切旧的,好把它光鲜地立起来。
但我忘了,生活在旧房子里的人,需要时间学会在新房子里生活。”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柏林来的同志们要弄那些复杂的表格和流程。
那不是官僚主义,那是试图建立一种不依赖个人激情和暴力、可以稳定运行的新规则。
为什么领导层要强调过渡时期、区別对待。
不是为了妥协,而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抵抗,保存更多的生產力和社会元气。
社会主义的优势,不在於它能以多快的速度宣布没收,而在於它能否真正组织起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生產和生活,並且让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一时跟不上的人,最终心服口服地认同这种优势。”
亚当顿了顿,自嘲地笑了笑:
“当然,卢布林也有苏联顾问,主张更快的集体化。
我和他们爭辩过,用我亲眼看到的三只母鸡和家族世仇去爭辩。他们说我被小生產者的自发势力腐蚀了。
也许是吧。
但我现在觉得,韦格纳同志在讲话里提到警惕左倾幼稚病,指的可能就是我这种人。
真正的革命性,不在於口號多响亮,行动多彻底,而在於能否深入最复杂麻烦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现实。”
科瓦尔斯基久久地看著好友。那个曾经眼里只有烈焰的青年,如今眼中仍有火,但那火似乎沉入了炉膛,稳定地燃烧著,准备温暖更多的人。
“欢迎回来,亚当。”
科瓦尔斯基微笑著说,举起杯子,
“欢迎回到我们真正该在的地方。”
亚当也举起杯,用力碰了一下。
“谢谢你,科瓦尔斯基。也谢谢……卢布林的同志们。”
他一饮而尽,然后拿起勺子,开始认真地对付那份土豆泥。
窗外,罗兹的街道上,下班工人们说笑著走过,新装的路灯依次亮起。
两个朋友在简单的食堂里,分享著一顿不丰盛的晚餐,也分享著对脚下这条艰难但必须走下去的道路,更深沉的理解。
亚当的激进主义死去了,但一个更坚定、更成熟的共產主义者,正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和他无数的同志一样,开始真正地生根、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