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了公,我生病的老婆每天还能不能有一个蛋吃?”
“我愣住了,照著书本说集体会保障基本需求。
另一个农妇接著问:
“那集体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村通上电?没电,你说的那些机器怎么用?还有,要是集体里有人偷懒(,把地种坏了,收成不好,我家娃娃挨饿,找谁?”
亚当喝了一大口格瓦斯,
“这些问题,我在华沙的会议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的计划里只有土地公顷数、粮食增產指標、集体农庄数量。
但没有那三只母鸡,没有生病的妻子,没有对邻居的不信任,没有对保障具体到每一个鸡蛋的怀疑。”
科瓦尔斯基静静地听著,切著香肠。他能想像那个场景。
“领导让我去,大概就是想让我碰壁。”
亚当扯了扯嘴角,
“我碰得头破血流。我试图强行推动一个自然村合併成立集体农庄,结果差点引发家族械斗——因为两块挨著的好地,分別属於有世仇的两个家族。
他们寧可守著地穷,也不愿意和仇家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们带的苏联顾问主张强硬镇压封建宗族势力,但本地一位老地下党员,现在是副县长,他拦住了我。”
亚当的眼神变得深远,仿佛回到了那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办公室。
“他问我:『扎莱夫斯基同志,你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上级的集体化百分比指標,还是为了真正改善这些农民的生活,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
我当然是后者!他接著说:
那你觉得,是把枪顶在他们脑门上,逼他们签字画押更社会主义,还是先想办法让他们的母鸡多下蛋、让生病的人看上病,让他们自己慢慢觉得,也许一起干確实能活得更好,更社会主义?”
“我……”
亚当有些语塞了,用手指无意识地搓著麵包屑。
“我开始跟著他们工作。真的去协调兽医给牲畜看病,组织妇女识字班,第一课就教怎么看合作社最简单的收支公告。
帮村里二流子——其实是个父母死在战爭中没人管的半大孩子——在新建的砖窑找了个活,让老党员带著他。
我们甚至从德国同志协调来的援助物资里,挤出一些真正的玻璃,给村里的学校换了破烂的窗户纸。”
亚当的语速慢了下来:
“社会改造的过程慢得像蜗牛。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鸡毛蒜皮。
但是,几个月下来,当我再站在村口,有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不再带著畏惧或敌视的目光。
那个老农还悄悄塞给我两个还温乎的鸡蛋,说给我那没见过面的城里领导同志尝尝,谢谢他派来的兽医救了我家的牛犊。
就两个鸡蛋,科瓦尔斯基,”亚当的声音有些哽咽,“比我过去在华沙得到的任何掌声或批评,都重一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