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每天面对的工作:德国式的制度设计与法律程序,苏联式的政治敏锐和阶级斗爭锋芒,以及波兰本土最迫切的生產延续和工人吃饭问题。
三者必须兼顾、平衡、拧成一股绳。
“德国同志的建议很重要,厂子里的债务问题必须依法釐清,避免国家资產流失。
苏联同志指出的破坏行为性质恶劣,也必须处理。”
科瓦尔斯基先定下基调,
“但是,斯坦尼斯拉夫同志的问题更紧迫。
我的意见是:
第一,今日就由新成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会出面,与原有供应商重新谈判,我们可以请专区贸易委员会的同志提供支持,必要时动从德国调配应急原料。
第二,对那三名涉嫌破坏的职员,立即停职,由工人纠察队配合內务部门同志调查取证。
但全厂批判大会暂时不开,以免影响当前生產情绪,待证据確凿、生產稳定后再行处理。
第三,財务清算按德国同志的方案走,同时,委员会今天下午就要进驻工厂,与工人管理委员会一起,制定接下来一个月的详细生產计划和保底工资发放方案。
不能让机器停,更不能让工人饿肚子。”
德国同志点了点头:
“可以。程序正义与生產稳定並重。我会协助起草给供应商的法律函件和新的原料採购协议范本。”
苏联同志吐出一口烟,也点了点头:
“你是现场负责人,你来把控整体的节奏。
但政治警惕性不能放鬆。我会让我们的同志协助內务部门深挖那几人的背景。”
这就是波兰变革的微观缩影:
国际主义的援助与本土实际的结合,阶级斗爭的锋芒与经济建设迫切性的妥协。
接下来的半天,科瓦尔斯基奔波於不同的接收点。
在一家中型机械厂,他目睹了德国工程师指导波兰工人调试一台刚刚从德国运来的新型工具机——这是中欧社会主义工业协作体系下的设备援助。
工人们围著机器,既好奇又兴奋,气氛热烈极了。
在另一家被接管的大纺织厂原老板的办公室里,气氛则冰冷得多。
那位胖胖的厂主正脸色灰败地签署最后一份资產移交文件,他的家族经营了这家厂子四十年。
房间里除了科瓦尔斯基和委员会工作人员,还有一位来自德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顾问观察员和一位苏联內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他们沉默地见证著,確保过程合规,防止资產隱匿或暴力抵抗。
原厂主的儿子,一个穿著时髦西装的年轻人,愤恨地盯著墙上刚刚掛起的波兰新国旗和韦格纳肖像,低声嘟囔著什么。
科瓦尔斯基平静地提醒他:
“先生,根据新法律,您有权获得符合规定的个人生活资料和部分债券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