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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长路一（第2页）

纳尔吉斯闭上眼睛。

车轮声从身下传上来，穿过床垫，穿过她的后背，在她的胸腔里形成一种很轻的共振。那共振沿著她的血管往下走，走到下腹，在那里停下来。三个半月。她把手放在下腹上。肚子还没有明显隆起，隔著黑色长衫，只能摸到一小片微微发硬的轮廓。不是圆形的，是扁平的，像一颗被压得很紧的种子。她把手放在那里，放了很久。

窗外，扎格罗斯山脉的轮廓在晨光中浮现出来。

山是灰褐色的，褶皱一层叠著一层，像一块被揉皱了又摊开的旧皮革。山脚下偶尔闪过一小片绿洲——几棵椰枣树，一小块麦田，一堵泥坯墙。椰枣树的树冠被晨风吹得向南倾斜，像无数只手，齐刷刷指向波斯湾的方向。

法尔哈德每次坐火车回设拉子，都会给她发一张窗外拍到的椰枣树。她说你怎么老拍树。他说不是拍树，是拍风。风把树吹弯了，他想让她看到风的样子。现在她看到了。风还在吹。树还在弯。人不在了。

法尔哈德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翻过了身。

她面朝包厢里侧，眼睛睁著，看著纳尔吉斯放在下腹上的那只手。

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视线移开，看著窗外掠过的椰枣树。

她的嘴唇又开始翕动了。这次不是在念经文。

纳尔吉斯从她嘴唇的形状读出了那两个字——“法尔哈德。法尔哈德。法尔哈德。”一遍一遍。没有声音。那是她叫了他二十五年的形状。

老太太终於开口了。声音很低，从喉咙深处提上来。

“法尔哈德六岁那年，问他爸爸去哪儿了。我说，去打仗了。他问我打仗是什么。我说，就是有人要来我们家抢东西，爸爸去拦住他们。他听完，跑到门口，穿上小鞋子就往外跑。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和爸爸一起去打强盗。”

她停了一下。

“他才六岁。”

“他最后一次探亲，回部队的那天，我没有送他到门口。我坐在厨房里，灶台上烧著水，我握著杯子，没有喝。他推开门，在玄关站了一会儿。我知道他在等我出去，我没有出去。不是我狠心。是我怕我出去了，他看到我的脸，就不敢走了。他是去赴死的。赴死的人需要相信家里一切都好。妈妈在厨房里烧水，老婆在院子里晾衣服。家里一切都好。他可以放心走。”

车厢里只剩下车轮碾过铁轨接头的声音，很轻，很密，像心跳。老太太没有再说话。她把那块手帕叠好，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著压在上面。

十五个小时后，列车驶入德黑兰中央火车站。

出站口外面，两辆军车已经等著了。

两名巴斯基女兵一左一右，搀著法尔哈德的母亲走下站台。纳尔吉斯跟在后面，左手扶著下腹。

车队驶过阿扎迪广场。

广场中央的阿扎迪塔在晨光中泛著灰白色的光，塔身上的蓝色瓷砖拼成繁复的几何图案。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上掛著大幅烈士画像——不是印刷的，是手绘的，每一幅都有三四层楼高，画上的面孔年轻，眼睛直视前方。

法尔哈德的画像不会掛在这里。

他不是高级指挥官，不是核科学家，不是任何一个会被印在讣告头版的名字。

他是革命卫队“强大幽灵”营的一名普通突击队员，中尉军衔，二十五岁。

但他会葬在德黑兰南郊的烈士陵园里，和他的战友们躺在一起。那里有成千上万块白色大理石碑，每一块上面都刻著一个名字。

那些名字不会被写在歷史书里，但它们在那里。

在松树林的阴影里，在波斯湾吹来的咸风里，在每天傍晚从厄尔布尔士山脉滑落的暮色里。

法尔萨菲站在烈士陵园的入口处。

他没有站在最前面。

他站在方阵侧面，松树林的边缘，一个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地方。

深绿色小翻领军装，红色领章，肩绊上是准將的套筒式军衔肩章——金色的一星。他的军帽帽檐上有金色的树叶標誌。左胸前佩戴著革命卫队徽章，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装饰。革命卫队的军官很少佩戴勋章。他们认为这身军装本身就已经是勋章——那些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比掛在外面的东西更重。

他站在那里，看著陵园大门的方向。

六名仪仗兵站在棺木两侧。

深绿色军装，红色领章，白色手套，步枪竖在身侧，镀铬刺刀在晨光中反射出一小片一小片弧形的光斑。

他们的脸很年轻，和法尔哈德一样年轻。

眼角和嘴角绷得很紧。

灵柩停放在方阵中央的平台上。

平台是大理石的，灰白色，边缘雕刻著波斯纹样。棺盖上覆盖著伊朗国旗，绿、白、红三色，正中央是红色的国徽。国旗的四个角被压得很平整，边缘垂下来，在晨风中几乎纹丝不动。棺盖正上方放著一顶军帽——深绿色，帽徽是革命卫队的標誌，紧握步枪的拳头。

军帽旁边是一枚勋章，金色，镶嵌著红绿两色的珐瑯，綬带是深红色的，边缘有金色的流苏。“胜利”勋章，一级，由最高领袖签发，授予在捍卫国家主权的战斗中牺牲的革命卫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