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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名法之治（第1页）

第十二章名法之治

“法律一本通”创造奇迹

赤壁之战，曹操惨败而归，统一天下的梦想就此破灭。从表面上看，赤壁之战是曹操人生的一个拐点。赤壁之战以前，曹操走的是上坡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赤壁之战开始，曹操就在走下坡路了。打刘备，被火烧赤壁，几十万大军被烧得灰飞烟灭；打张鲁，汉中得而复失，徒留下一个“鸡肋”的笑柄；打孙权，不但无功而返，还要夸人家：“生子当如孙仲谋！”我怎么就生不出这么好的儿子！满腔的羡慕嫉妒恨。

那么赤壁之战以后的曹操，是不是就真的一无可取了呢？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赤壁之战以后，作为军事家的曹操逐渐淡出，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慢慢凸显出来。赤壁之战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让他的头脑冷静下来，认识到统一天下基本没戏了，留给子孙去做吧。我能够为后世子孙、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就是把现在已经占据的大半个中国治理好。因此，曹操针对汉朝末年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汉朝末年在政治、法律、风俗人心各方面，都有哪些弊端呢？曹操又进行了哪些有针对性的改革呢？下面就分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领域来讲解。

汉朝的第一个问题是立法庞杂。

关于秦朝的法律，西汉的《盐铁论》有一句经典的描述：“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秦朝的法律，比秋天漫山遍野的野花野草还要多；秦朝的法网，比凝固的脂肪还要密，滴水不漏。中国古代法文化，并不认为法律文件繁多、法网繁密是一件好事情。相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才是理想状态。秦朝法律条文太多，成了“苛法”，民众不堪其苦，所以群起颠覆了秦朝。

汉初吸取秦朝的教训，法律比较简明扼要。《史记》记载：刘邦率领义军进入咸阳城，接受末代秦王的投降，随即与关中的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犯了杀人罪的，判处死刑；犯了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的，都按照秦律判处相应的刑罚。至于其他秦律，一律废除。民众纷纷拍手称快。

汉朝正式建立以后，刘邦逐渐感到，偌大一个国家机器、如此复杂的广土众民，绝非区区三章之法能够管理，所以委托相国萧何起草了一部《九章律》。顾名思义，汉朝的基本法律只有九章。

国家机器的运行，犹如一台计算机。初用之时，软件较少，程序简洁，速度飞快。时间一长，碎片滋生、垃圾堆叠，则非清理整顿不可。时间更长，病毒缠体，轻则缓慢，重则死机，非重装系统不能救其弊。寿数一至，则救无可救，只能备份软件，抛弃硬件，换台机器。譬之法制，初建国时，法网恢恢，效率奇高；建国有顷，定律出令，须有法吏整顿条理之；建国百年，由盛转衰，法律机器积弊渐重、运转不灵，则须有医国圣手厉行变革，方能续命；朝代将亡，则任你伊周萧曹，也回天乏力，只有改朝换代，才能带来彻底改变之契机。

汉朝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越来越多，逐渐走上了秦朝的老路。汉朝到底有多少法律？根据《汉书·刑法志》的统计，仅仅截至汉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比《九章律》翻了近四十倍；“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关于适用死刑的司法判例，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个。“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文件堆得到处都是，办公室的桌上都摆不下，档案馆的书架也塞不下，连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都看不完。

法律多到没人能看得完，那么，有法律和没法律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反正没人能看完，也就没人知道有哪些法律。想要开罪，那就找一条轻法；想弄死你，那就找一条重法。法律文件这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都在努力清理、删除法律，但是成效甚微。毕竟大汉王朝享国四百年，许多问题千头万绪，利害关系互相纠缠。看似只是修改一条法律，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常困难。所以，汉朝立法庞杂、积重难返，这个积弊只能留待曹操这样强有力的权臣来解决。

曹操是怎么解决的呢？一个字：科。

科，是汉朝的一种法律形式，效力位阶相对较低。打个比方，假如汉朝的律相当于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效力位阶最高，那么科充其量相当于政府的法规、规章。既然汉朝的律本身有问题，曹操为什么不直接把律推翻了，重新制定一部呢？因为曹操毕竟名义上只是汉朝的一个丞相，不具有最高的立法权，他不可能把汉朝列祖列宗所立下的律都给推翻了重新来过。

但是曹操有权力制定科。科的效力位阶比较低，曹操利用丞相的职权制定了大量的科，用科来改造汉律。这些科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修改汉律。

汉朝的法律承秦而来，非常严苛。曹操出台的科规定，以后的刑罚，比照汉律，减半处罚。这样一来，刑罚就大大减轻了。

第二，整理汉律。

汉律条文繁多，有的前后矛盾，有的互相打架，有立法空白，有规定重复。曹操将这些问题一一梳理，用科重新系统地整理了一遍。

可能有人觉得：汉朝的法律本身已经够多了，曹操又制定这么多的科，岂不是叠床架屋、乱上添乱吗？

并非如此。从法律的效力位阶来看，汉律是基本法，科是特别法，基本法高于特别法；但是从法律适用的有限性来看，汉律是一般法，科是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加之当时曹操大权在握，皇帝的法律只是摆设，曹丞相的法律才是真正需要不折不扣执行的。汉朝的司法人员，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他们在实际办案的时候，只要曹操的科有规定，一律依科行事，再也没人去翻那些永远都看不完的律令了。这样一来，曹操的科相当于给他们出了一本最新版的“法律一本通”，一册在手，办案不愁。这就是科的作用。

在曹操生前，科就起到这样一个“法律一本通”的作用，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在曹操死后，却产生了他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曹操死后，他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再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的时代，终于有权力做他爷爷当年做不到的事情了：我要名正言顺地推翻汉律，我要制定我自己的曹魏律。当时的立法专家，就在曹操制定的科的基础上制定了曹魏律十八篇。

曹魏律十八篇，相比起汉律，进步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是否就是《九章律》的一个加强版？非也。

汉律的法典结构，是开放性的，篇章之间没有严密的逻辑性。汉高祖制定了《九章律》，后面的皇帝要是觉得九章不够用，就可以制定十章律、十一章律、十二章律……一直到汉武帝时代，终于变成了三百五十九章律，而且还可以继续增加。

《魏律》呢？汉朝末年，清谈思想兴起，再加上佛学传入，人们的思维逐渐倾向于简化而有条理，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玄学。玄学非常看重事物的内在原理。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下，魏明帝时代制定《魏律》，在设计篇章结构的时候，经过了逻辑层面的仔细推敲，将法律管理的内容分为十八个门类。从逻辑上来讲，不可能再有第十九个门类。这是立法技术的重大进步。立法技术进步，带来了篇章结构的简化。所以《魏律》制定的时候是十八篇，永远都是十八篇，法典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不会再改变。某条法律条文过时了，可以重新修改，但是整个法典的结构不会改变。从曹魏律开始，中国终于有了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彻底改变了秦汉以来立法庞杂的弊病。

整个魏晋南北朝，从西晋律、北魏律到北齐律，都继承了曹魏律的优良传统，并不断简化。到了唐朝，《唐律疏议》一共只有十二篇五百条，更加简明扼要。想象一下，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盛、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仅仅依靠五百条法律，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法律史的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起点，追根溯源，正是曹操制定的科。

曹操通过制定科，对汉朝末年庞杂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和整理，从此司法人员办案更加有法可依。但是在东汉末年，司法人员办案却十分随意，对案件的审理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曹操明白，虽然法律条文得到了完善，但如果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这些法律条文通通形同虚设。那么曹操又会怎样重拳出击，整治司法随意的弊端呢？

“割发代首”背后的秘密

汉朝的第二个问题是司法随意。

东汉末年，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感非常强烈，这导致人人都只凭借善意良心来做事，而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法治观念淡漠。

举个例子。汉灵帝时期，有一桩轰动一时的大案，叫“赵娥复仇案”。在酒泉郡禄福县，有个姓赵的人，被当地豪强李寿杀害。赵氏有三个儿子，都想为父复仇，却赶上一场瘟疫，不幸全都病死。赵家只剩下一个女儿，名叫赵娥亲（有的史书称为“赵娥”）。李寿听说赵家无男丁，非常兴奋，居然公开摆宴庆祝，还放出话来：“赵氏男丁死亡已尽，只剩一个弱质女流，我还怕什么呢？”这话传到赵娥亲的耳中，她立誓为父复仇。赵娥亲买了一口宝刀，每天追踪李寿，想要伺机下手。李寿听说赵娥亲要复仇，干脆每天出门都骑高头大马，手中一柄长刀，威风凛凛。乡邻和远亲，都劝说赵娥亲放弃复仇，不要自寻死路。赵娥亲不听。

终于，公元179年二月上旬的一天，赵娥亲找到了机会。她在当地都亭（维护治安的机构，类似于县警察局）门口，遇到了仇人李寿。李寿转身欲跑，被赵娥亲砍伤马匹。马一惊，将李寿掀翻在地，滚落路边的沟渠之中，受了重伤。赵娥亲挥刀砍去，却砍中一棵树，刀折断了。李寿一见赵娥亲没了刀，拼死抵抗。搏斗之中，赵娥亲徒手拧断了李寿的颈骨，李寿当场丧命。赵娥亲完成复仇，这才解下李寿的佩刀，将他的头颅砍下，一手持刀，一手提头，从容走进都亭自首。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按照汉朝的法律，县令只要将之作为疑难案件，层层上报即可。一方面，赵娥亲确实是一个孝女，而汉朝以孝治天下，从情理而论，有可以原宥之情；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杀人犯，必须为杀人行为负责，从律令而论，必须承担相应罪责。究竟是依律治罪，还是原情赦免？究竟是从轻发落，还是完全免罪？县令不能做主，应当按照汉代的疑狱奏谳程序，逐级上报，交给中央来处理。

按照中央处理复仇类案件的惯例，一般的做法是：一方面，依律判赵娥亲杀人罪成立；另一方面，以特赦的程序予以赦免，让她不用接受处罚。这样一来，人情、理法两全其美，法律得到了保全，赵娥亲的孝道也得到了表彰。但是有一点没有疑问：特赦程序下来之前，赵娥亲作为犯罪嫌疑人，必须在牢里待着，听候发落。

但是，当地县长接到赵娥亲的自首以后，第一反应不是依法控制犯罪嫌疑人、逐级申报，而是私自就把赵娥亲给放了。他认为：娥亲乃是孝女，替父复仇，感天动地，手刃仇人，大快人心。这样的英雄儿女，怎能关进大牢呢？当场释放。不仅如此，县长道德感非常强烈。他知道，私放赵娥亲于法不容，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干脆弃官挂印而去。就这样，这个县长自说自话辞职走了。

县长走了，县尉（县治安长官）居然也想放赵娥亲走。但他没有县长的胆子公然释放，只是私底下反复暗示。反倒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赵娥亲，法制观念还强一点。她坚持不肯逃跑。赵娥亲对县尉说：“我为父复仇，这是作为子女的本分；你把我抓起来，也是作为朝廷命官的职分。我们各人尽好各人的义务就可以了，你何必为难呢？”县尉实在不愿把赵娥亲关押在监，生怕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干脆派人强行把她送回了家。好在赵娥亲果然等到了朝廷的赦免。（《三国志·庞淯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

赵娥亲复仇案，就个案而言、就结果来讲，是正义的；就法律而言、就程序来讲，是随意的。

像这种司法随意的情况，东汉末年比比皆是。比如前面讲过的“捉放曹”，曹操身为朝廷的通缉要犯，按理应该被逮捕归案。中牟县的司法官仅仅因为觉得曹操是一个英雄，就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把他给放了。释放曹操的，无论是《三国演义》里的陈宫也好，还是历史上的无名功曹也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起事件都是司法随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