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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少年的心天上的云（第2页）

少年的心，天上的云。

中学阶段，我曾有过许多梦想，并不是只想搞文学艺术。因为班上有一些同学体育上很行，有的在全国速滑比赛中夺到名次，有的学校准假到外地去参加举重比赛，引得一大批同学，包括我这种那时其实是瘦弱多病的男生，都一度迷恋于体育。于是在我的床头，普希金和罗曼·罗兰的画像竟被挤到了一边，而陈镜开、黄强辉、赵庆奎这些当时的举重明星照片竟占据了中央位置……不过那也仅是一阵旋风，现在想起来，真忍俊不禁。

我生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童年在山城重庆南岸度过，八岁后定居北京再没有离开，对山城重庆的回忆虽然模糊，却还很生动，仿佛大写意的水墨画。

就是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我首先选择的，也并不是文学。

上面讲过，我少年时代曾迷恋两种游戏，一种游戏是“编辑出版”文艺杂志。另一种呢？便是“自编自导自演自观”戏剧。怎么个搞法？将我家的椅子，当作一个舞台，用一些铅丝、碎布、头巾，构成前幕、侧幕、天幕，然后或自己画，或从画报上剪，弄出一些房子呀、树木呀之类的“景片”，还用手电筒“布光”，于是便可“开演”了。“演员”有时连纸人都不是，就用一些玩旧了不成套的积木片儿，依据我的想象，用手把它们挪来挪去，这个要把那个打死，于是嘴里一声“砰”，手指便扳倒一个，另一个则晃三晃——因为他后悔不迭，心中发虚，等等。那时已有十三四岁了，这样一个人玩，从旁看去，大约近乎疯癫，然而我就那样度过了许多课余时光。

再大一些，不这么玩了。不再是随父母兄妹去剧场观剧，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那时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因此我几乎看过那一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每一个剧目，从最优秀的剧目到演过就算的剧目，我全看过，有的还不止看过一遍。比如，我记得那时我至少看过五次《雷雨》。有一回大约是演蘩漪的吕恩病了，结果原来演鲁妈的赵韫如改演蘩漪，这样我就在很近的时间内既看了赵韫如演鲁妈又看了她演蘩漪。印象之中，我以为她演蘩漪更为出色，我不明白为什么导演却认为她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演鲁妈。

在高三毕业前夕的新年晚会上，我导演并演出了一出小剧，好像是一出讽刺美国社会畸形现象的喜剧，剧本是从当时一本杂志上选的。一贯连起立回答老师问题也不免脸红的我，竟突然以喜剧角色面目出现在同学们面前，自然令他们大吃一惊。但也仅只是吃惊而已，剧终时，观众们只忙着嗑他们的瓜子，似乎没有几个鼓掌的。

可是我却狂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去当戏剧家了。

高三毕业后，我去中央戏剧学校一试，居然好意思报导演系。记得初试时我朗诵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郭沫若《女神》中的一首短诗，我激动得要命，末了主考教师不得不首先对我说：“你干吗那么使劲地嚷呢？”

但是初试的五百多名考生经过筛汰后，留下的三十来个可以复试的考生中，仍然有我。

我的小品考砸了。主考教师给我一盏马灯，让我设计一个小品。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娇生惯养，连马灯该怎么点燃都弄不清，我只好请求他们另给我出一个题目。结果心慌意乱中，我连那个本来与我生活相近的题目也没做好。如果不心慌意乱呢？我大概也做不好。

我没有考取。

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把这件事隐蔽起来，说实在的，我有一种羞耻感。

现在我已步入中老年，失败过的事太多了。我终于懂得，在事业的道路上，失败不仅不是羞耻，而恰恰值得珍视。

我一般不在文章中引用先哲的话，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看时下许多文章中总爱引用若干先哲先贤的话，为避免文章写法与人雷同计，我便尽可能一句也不引。但此时此刻我却不能不将曾在我灵魂中烙下很深印迹的这句罗曼·罗兰的话录在下面：

“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鸡啄米

我从初中三年级起便试着给报刊投寄稿件。

我已经记不清都投寄过些什么。总之，不是投给“中学生征文”或“幼苗”一类的专栏，而是大摇大摆地作为成年人向报刊投寄“正式”的作品。

屡投屡退。

那时候，刘绍棠已经是知名作家，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的文坛正孕育着、发生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而我对这些事的了解却处于鸿蒙未开的混沌状态。唯一的一次接近成功的情况，是《少年文艺》杂志把我寄去的短篇小说《旗手》打了回来，但附有一封手写的编辑部信件，提了几条意见，让我修改。那个短篇大约是写一次少先队的中队活动，登香山“鬼见愁”，中队旗不慎掉到了悬崖边，于是两名护旗手一个表现得惊慌胆小，另一个则勇敢地爬到悬崖边取回了队旗。素材是取自我们班上的一次少先队活动，但写得非常幼稚。我兴冲冲地修改了一遍，满怀希望地寄回了编辑部。记不清是石沉大海还是终于退了回来，总之是没有刊出，自然很伤心。

伤心归伤心，投稿仍未中断。

到了1958年，我上到高二的时候，才终于在当时的《读书》杂志登出了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寄稿子去时我没说自己是还在上学的中学生，只写了家庭地址。结果编辑部大约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成年人，登出后寄给我刊物时，附信请我“不吝赐稿”。我当然“不吝”，但寄去的稿子一定令他们哑然失笑——他们看出我不过是个一知半解的少年人，因此都婉辞退回了。

我朦胧地意识到，归根结底每个人还得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又过了一年，我不再装成大人样了，我以中学生的面目给刚创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寄小稿子。我寄去了个小小的快板剧本《王大妈让房》，内容是街道上办托儿所没有房子，一位王大妈主动让出了自己的私房，供办托儿所用。编辑部给退了回来，但在油印的统一格式的退稿信下面，一位编辑顺笔写了几句话，大意是说：你写得挺生动，但报纸不宜提倡公占私房，你是否另写点别的试试。我很快就“另写了”几首儿童诗寄去，结果其中一首很快便登了出来。编辑并写信告诉我另两首也留下备用，后来不但用了那两首，还陆续登出了我接着寄去的几篇“一分钟小说”。

后来《北京晚报》副刊召开业余作者座谈会，把我也请去了。至今我仍然非常感激《北京晚报》的那几位同志：王纪刚、顾行、刘孟洪（他们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晚报》复刊时，又回到原有岗位上而辛勤工作）。他们见到我只是一个17岁的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时，既不惊讶也不歧视，既不吹捧也不苛求，平等待我，一视同仁。他们使我从少年时代便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编辑部取舍稿子只看质量，而并不把资历、地位、名气、背景搁在头里，因此只要我严肃认真地写稿，投寄去便有可能刊出。

到1966年夏天，《北京晚报》被当作“反党喉舌”被迫停刊止，我大约在上面发表了50篇文章，属于“一分钟小说”、“一夕谈”、“儿童诗篇”、“影剧随感录”、散文、散文诗等不同的类别。此外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小小说、杂文、小品、剧评。

现在偶尔从旧报纸上看见这类“豆腐块”，我总不免脸红，确确实实脸红。

穿开裆裤的照片，就是那么个性质。

然而，我就是这么开始我的写作活动的，多么卑微，多么简陋。

“你看你，又‘鸡啄米’！”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家独立生活，妈妈看见我伏案写稿，总不免调侃地说：“你这样‘鸡啄米’还要啄到几时啊！”

的确，笔在稿纸上一格一格地移动，那动势，那笔尖摩擦纸面的声音，都令人联想到鸡从地上啄食米粒。

真没想到，我现在竟成了专业“啄米”的“鸡”。啄到几时？怕很难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