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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少年的心天上的云（第1页）

§九　少年的心，天上的云

斜坡

一次去西郊，看望宗璞大姐。闲谈中，她提及1981年夏天，我在兰州给她画像的事，说那张画儿她仍保留着。那是一幅方形的水彩画，画的是宗璞大姐在未名湖畔，背倚一株大树，借着朝霞和湖光，读一册厚书。当时她的女儿小玉说我画得挺像，儿童不会恭维，可见的确捕捉到了一点大姐的神韵。大姐随之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画水彩画的。

我便告诉大姐，大约是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才十二三岁（我五岁上小学，所以比一般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小），因为受到家里的熏陶，开始热爱文学艺术，除了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拿到手的文艺书籍外，我还常以两种游戏自娱，那头一种，便是自己“编辑”、“出版”文艺杂志。

记得“出版”得期数最多的杂志，是用小32开白纸横向装订，除了里面的文字中附有钢笔画的插图外，封面上总画有一幅水彩画，那刊名便叫《斜坡》。

宗璞大姐听我这么一回忆，笑了，又问我：“怎么给你的杂志取这么个怪名字呢？”

说真的，我也记不清究竟为什么要取这么个怪名字了。从宗璞大姐处回来不久，我应约给一家杂志写创作随感录，不禁袭用了多年前的这个刊名《斜坡》，并在其中写道：

斜坡，

上攀艰难，

下滑容易。

似乎很有点哲理性——但这其实是多年以后的我才有的感慨，在那十二三岁的烂漫岁月，我是不可能有这类思维的。

仔细地回忆，那《斜坡》的第一期，封面上似乎画着一道开满鲜花的斜坡，上面站着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怀中抱着一大束鲜花。也许，我当时是先图而后题，因为画一道斜坡，所以就将那“刊物”命名为《斜坡》了。嗯，想来就是那么回事儿。

听到我说这些事，有人也许会认为我是个创作天才，但只要我把“底细”一露，便“真相大白”。

那《斜坡》杂志封面上的水彩画，全非创作，而是从杂志上登的图画中模仿而来的。即如刚才所说的“创刊号”的封面画，记得便是照着当时的一本苏联儿童画报《木乐济尔卡》中的彩色插图，“依样画葫芦”搞出来的。唯一的“独创性”，不过是把那抱花小姑娘的头发从黄色变成黑色而已。

里面的“作品”呢？大体上是三类。一类是把我读过而喜欢的小诗、小文，照抄上去，当然，还署原作者的名字，但附上我为他们制作的拙劣的插图，这当然很有偷窃版权之嫌。另一类是我根据自己看过的电影，编写的类似“故事梗概”的一类文字，这类便可署上自己的“笔名”了（记得用过的这类“笔名”有杨弟、赵壮汉、陆离、文质彬……等等），好像“创刊号”上的那篇，便是苏联电影《雾海孤帆》的故事。第三类才是我自己独立写出的东西，幼稚不堪，敷衍成篇，以至今天我回忆时，头两类的“作品”尚可忆及一二，这一类的“作品”除了几个题目外，竟毫无印象可寻了。

需说明的是：里面的字迹并不那么工整，而我的画技，也始终未达到入门的水平。总之，那些玩意儿实在近乎胡闹。

到24岁那年，遇上了大家都遇上过的赶紧烧“罪证”的劫难，《斜坡》之类自然便**然无存了。

也没什么可惜的，现在想起来，只是一笑。

但我对文学艺术的痴迷症，却是从那时染上而至今未愈的。

家族文学基因

谁一定要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么？换句话说，谁启发了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呢？

没有。

父亲常向我提起在我出生前十年便牺牲于“一·二八”事件日寇轰炸中的祖父。祖父是晚清举人，后官费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学的是“人类学”，回国后曾在北京任蒙藏院佥事。大革命时期南下参加革命，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后又随北伐军北上，光复武汉不久，经历了国民党发动的血腥“清党”，流亡到上海，著七言旧体长诗《哀江南》，抒发愤怒和哀痛。父亲说那首长诗曾由“神州国光社”印过1000册，他能背诵出其中许多段落。这样，祖父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相当高大，在我的意识之中，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但父亲向我讲述祖父的事情时却并无鼓励我当诗人之意，他不过是要我像祖父那样保持做人的正直与刚强。

父亲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京剧艺术的爱好者。1949年以后，父亲一度很受重视，从重庆调到北京，在海关总署任职，工作很忙，但他枕下却也经常压着一些临睡前调剂精神的线装书——版本都不怎么好，那自然是他不许我看的。但我却偷看过几部，如《石头记》、《浮生六记》等等。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以为父亲仅仅是个一般的欣赏者。“**”中，父亲在一所军事院校任教，被“造反派”彻底地抄了一次家，结果抄出了一册他珍藏在箱底的手稿，那是他二十出头时尝试创作的一部章回体小说，叫《铁兰花》，大约只写了十来回，便中断了。这一文学尝试，他可从未对子女说过，就是母亲，见了大字报在公布一系列“罪证”时竟夹有一条“写作大毒草《铁兰花》”，也不禁愕然。可惜父亲偏在好日子复来时因患脑溢血而逝世了。有时我不禁想，假设父亲仍在世，当他知道我不仅违背了他的宿愿没有去学医当大夫，而且也没有再当教师和编辑，而是专门搞文学创作时，他该会怎么说呢？多半会笑着摇头，说“何必……”吧？那我就要“将”他一军：“您当年不也暗暗地做过文学梦吗？《铁兰花》不就是明证吗？”

母亲和父亲一样，虽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却更希望子女去为祖国搞一点“实业”，只不过母亲比父亲宽厚随和一些罢了。

大哥解放战争中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后来在部队中专攻汽车技术。二哥先学造纸，后来成为抗菌素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姐姐学的是农业机械，当过拖拉机总体运用专业的研究生。他们都不负父母的厚望，从事“实业”，服务于祖国和人民。

唯有小哥哥和我，一个先在北大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来这类专业人员过剩而改行教英语；一个走了一条教师——编辑——专业写作的道路，成了所谓“文人”。这实在是出乎父母所望。

然而，说到底，我的痴迷于文学艺术，又确确实实出于家庭的熏陶。

父亲书架和枕边乃至枕下的那些中国古典小说、笔记、野史……对我难道不是一种引诱吗？

母亲说起《红楼梦》，如数家珍，由我家桌上的一盘菜可以联想到“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又可以随时回答我们诸如周瑞家的和秦显家的是什么关系之类的问题……对我难道不是一种渗透吗？

大哥在家信中不时夹带他的诗作。二哥在迷恋照相印相时将他的一副侧影与钢笔、白云之类放大叠印，戏题为“作家之梦”。小哥说话中不时使用脂砚斋《评石头记》的辞句引人发噱，什么“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草灰蛇线，伏延千里”。姐姐从东北农机学院回北京过暑假，居然整整几天靠在**读大本的苏联翻译小说《大学生》、《收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凡此种种，难道对我不也是一种启迪吗？

戏剧家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