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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六 笔墨纸砚之沿革（第3页）

是其证也。

古贫者得书难，常写于门墙、衣服及股上《拾遗记》：“苏秦、张仪，同志好学，遇见《坟》《典》，行路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剥树皮编以为书帙。”又，“贾逵家贫，削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又，“任末观书合意者，题其衣裳，门徒更以净衣易之。河洛秘奥，非正籍所载，皆注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好学者来辄写之。”是可证古时纸固少，即竹简，贫者亦不易办，故任处写书。

至东晋纸大行，始不用竹，书而以卷计《世说》：“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于是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又，“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又，《世说》注：褚陶曰：“圣贤备在黄卷中。”始不曰简而曰卷矣。

唐时书籍仍为卷，至宋装为册，而仍以卷计唐·韩退之《王適墓志》：“得一卷书，若告身者袖之。”

按：王適妇翁必嫁其女于官人。適本秀才，媒妁受贿绐妇翁，谓適为官人，持一卷书作告身即诰封轴以为证。由是可证唐时书籍皆为卷形。史谓某人藏若干卷书者，殊名与实符。至宋印本书行，皆装成册，而仍以卷计，则不合矣。

汉人作书已用砚

自秦以前，不见人用砚。俗传周武王有砚铭者，伪也。周初承殷，皆以削刻字。周末用漆书，调漆时或用砚。然诸子所记，或曰和墨、或曰墨笔，而不及砚。故吾谓今木匠所用墨斗为周制，至西汉制墨成块，用时须磨，磨必以砚。故《汉书·薛宣传》云：“下至材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后汉·班超传》：“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似当时读书者为不可离之物，至汉末而愈多矣。

古佣书致富

《拾遗记》：“汉安帝时，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是可证汉时能书者少。又士人能书，恒耻而不为，故有佣书者，业必发达也。

古人作书不凭几

《世说》：“桓宣武北征，袁虎宏。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又，“夏侯泰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

按：今人作书必凭案，有能悬肘悬腕者，则以为能。若魏晋时尚无高几可凭，故随地可作书，无不悬肘也。

古竹书易亡之故

《后汉·吴祐传》：“父恢为南海太守，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

按：此时所谓经，五经耳。兼两者，数车也。只五经即载数车，故五胡乱起，中原文物悉成灰烬。彼夫汲冢竹书有七十馀车，实书类亦不多也。

隋唐已有木板书

《随园随笔》云：按“陆深《河汾燕闲录》云：‘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上敕佛经雕板行世。’”唐柳玭《家训序》言在蜀时，尝阅书肆见字书小学，率雕本。是自隋已有木板，但只雕佛经。

至唐末渐及于字书小学，尚未有雕本经书。

五代始刻九经及其他经籍

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初刻九经板印卖之。至周广顺三年，九经板始成。”又，《五代史·和凝传》：“文集百卷，自镂板行世。”又，《宋史·艺文志》曰：“周显德时，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写之劳。”又，欧阳修有蜀刻本《韩集》。是可证五代时不惟刻九经，并刻其他书籍，不似唐末之只刻小学也。

至宋刻板书始大备

五代时虽刻九经，只正文及注，疏则畏难而不刻。《随园随笔》云：“宋真宗幸国子监，问邢昺经板几何。昺曰：‘十馀万。

臣少从师授经，有疏者百无一二，力不能传抄。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是刻板书至北宋已大备也。

书籍变迁之历史

自曹魏以前，皆用竹简写书。或以帛，帛贵，用者少。皆简书也。至东汉有纸。纸初发明，汉魏时盖仍贵。其见于史者，仍用简书，不废刀笔。至晋纸多，简书始废，此一变也。晋以后虽有纸，但书必手抄。《南史》：沈麟士年过八十，犹手抄细字书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日课五十纸。至五代时虽有刻板书，盖甚不备，仍不免手抄。

故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言：“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近年市人，转相摹刻，日传万纸，抄写之劳始免，此又一变也。至清末影印行，能将巨帙缩为小帙，携带尤易，此又一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