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父亲和丈夫祝鸿声,还有两位客人。
作家茹志娟和她的女儿,此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安亿。
1979年的上海文学界,正处在伤痕文学与歷史反思的激流中,但在这些之外,也有要回归文学本身的激烈大討论。
两派作家间的思想碰撞时有发生。
巴金作为旗帜,他的客厅常成为这种交流的文学沙龙。
此时,巴金靠在旧沙发上,茹志娟坐在一侧的藤椅里,正谈论著“说真话”与文学责任的尺度。
24岁的王安亿坐在母亲身边,安静聆听。
她今年发表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已显出对现实的独特洞察,作为儿童文学代表,以上海弄堂为背景,展示了在不同生活场域下的孩子的生长方式。
丈夫祝鸿声是上影厂的文学编辑,此时他也是刚下班,但还是为大家添了茶。
李晓琳接过丈夫手里的水壶,打断了谈话,她將刘峰的稿件放在桌上,简要说明了情况。
听到“高山下的花环”和“前线现实”,茹志娟眉头微蹙,她是凭藉短篇小说《百合花》踏入文坛的。
这本短篇讲述的是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到前沿包扎所,和他们到包扎所后,向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借被子的小故事。
军旅题材出身的她,虽然知道题材敏感,但还是先拿起来看了看。
王安亿的身体微微前倾,凑到母亲身边。
而另一边,巴金听完,沉默片刻,问女儿。
“作者本人,是什么態度?”
“他问,您这里能不能讲这些真话。”
旁边的祝鸿声听了后,直接插话,语气务实。
“这题材太尖锐,他就和你说这么一句空话吗?”
李晓琳看著丈夫,知道他是关心自己,顿了会,还是说道。
“这个燕京来的文锋,我看过他填的资料了,他本人就是今年刚从前线退下来的。”
“他是典型的军人作风,沉默寡语,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而那些实在的,全在稿件后面的资料里了。”
眾人这才有点吃惊,而那边拿稿子的茹志娟,也翻出了后面的访谈內容,只看几眼便明白大致是真的。
访谈记录摘要。
关於攻坚(某步兵连战士)
“打山头?炮兵犁一遍,我们就冲,可有时候敌人钻洞子,炮炸不到。”
“就得靠人摸到洞口,手榴弹往里灌,可是衝上去,很多坡都滑啊,前几天雨下太多了,泡著脚打,路太难走了,我觉得就不该这样。。。。。。。”
“这个你要是觉得不对就別写,我发发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