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合上,咔哒一声,像某种终结。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没掉墙皮,可有一道裂缝,从灯口延伸到墙角。
我数裂缝长度,数到一百二十三,然后闭上眼睛。
留置室里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今天食堂菜太咸”,没有那个“哦”。
可刘大柱在外面。在工地。在被威胁的漩涡里。被人打了,被人拿家人拿住了,被人按住了嘴,按住了手,按住了心。
我睡不着。
因为“被威胁的包工头”六个字在脑子里,像留置室的灯,白的,青的,冷得发疼。
我想起他说的“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写”。我想起他留下的纸,皱的,湿的,手指印,指甲印,像某种挣扎。
我想起王会计说的“好人说了,好人就没了”。我想起她说的“好人扛了,好人就……”。
好人扛了,好人就什么?就完了?就没了?就成罪人了?
刘大柱不是好人。他是包工头。干工地三十年,经手的工程上百个。他知道工程款怎么拨的,知道材料款怎么结的,知道农民工工资怎么欠的。
可他不敢说。被人威胁了,被人打了,被人拿家人拿住了。
我坐起来,在留置室里走。
一步,两步,三步。走到墙边,转身,再走。
走正路。不歪,不斜,不回头。
我走了十圈,二十圈,直到腿酸,直到出汗,直到腿合脚了,心也合脚了。
刘大柱不敢说,我替他说。刘大柱不敢扛,我替他扛。
可我说了,我就没了。我扛了,我就完了。
我躺下,闭上眼睛。
这次睡不着了。
没有药,没有月光,只有“被威胁的包工头”六个字,在脑子里,一针一线,密密麻麻。
像留置室的灯,白的,青的,冷得发疼——可路是正的,灯是歪的,包工头是歪的,就得扯。
扯断了,灯正了,包工头就敢说了,农民工的工资就结了,八千万就清了。
我数裂缝,数到一百二十三,再来一遍。
数到第三遍,门又响了。
不是管教,是张茂林。
他推门进来,藏青色夹克,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稀疏,梳得整齐,像某种掩盖。脸是长的,笑着的,像某种慈祥,又像某种刀。
“小苏啊。”他叫小苏,声音温和,像某种长辈,“证人来了,走了。你看了,想了,选了?”
我没说话。我看着他,像某种对峙,又像某种博弈。
“坐。”他说,不是命令,是邀请。
我没坐。我站着,看着他。
“小苏,”他笑了笑,嘴角往上扯,脸皮舒展,“刘大柱,你认识?包工头,干工地三十年,经手的工程上百个。城投的工程,周凯的工程,我的工程。懂我意思吧?就是那种……小人物,大工程,知道的比谁都多,说的比谁都少。”
“他说的少,”我说,“可纸上有印子。手指印,指甲印,像某种挣扎。像某种无声的喊,像某种不敢说的说。”
他僵住,像被某种电流击中。
脸上的笑没了,慈祥没了,像面具被撕了,露出里面的东西。
“苏砚,”他叫全名,声音低,像贴着耳朵,“你疯了?一张纸,皱的,湿的,手指印,指甲印,能说明什么?能证明什么?能扯什么?懂我意思吧?就是那种……证据不足,程序不对,规矩不合。你扯,就是对抗组织。你扛,就是罪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