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开信封。
第一张,是刘桂兰的照片。五十多岁,烫着卷发,戴着金丝眼镜,看着挺斯文。
第二张,是那间办公室的照片。在街道办二楼,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综治办”,门缝里塞着几张广告传单,看着很久没人进去了。
第三张,是一张手写的便条。字迹潦草,像是匆忙记下的:“刘桂兰每周五下午,会去街道办后面的小公园跳广场舞。那是她唯一的放松时间。”
我盯着那张便条,脑子里嗡嗡响。
周五下午。今天就是周五。
赵山河去省里了。刘桂兰要去跳广场舞。那个办公室,可能藏着周凯公司的原始账本,或者更致命的东西。
我站起来,在留置室里走。
一步,两步,三步。走到墙边,转身,再走。
走正路。不歪,不斜,不回头。
可这次,路好像有点歪了。街道办,广场舞,赵山河的老婆——这哪是线索,这是雷区。
但我没得选。
我躺下,闭上眼睛。
这次没睡着。
因为“街道办”三个字在脑子里,像留置室的灯,白的,青的,冷得发疼。
我想起温景行说的“灯下黑”。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赵山河把老婆放在街道办,把周凯的公司放在老婆名下,把脏钱洗得干干净净。
他以为没人会查街道办。
他以为没人会查一个跳广场舞的大妈。
他错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裂缝还在,从灯口延伸到墙角。
我数裂缝,数到一百二十三。
然后坐起来,对着空气说了一句:
“刘桂兰,咱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