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言离开后的那段日子,北京的秋天一下子就深了。梧桐树的叶子从黄变枯,从枯变落,风一吹,满街都是沙沙的声响。白歌走在校园里,偶尔还会听到有人提起顾言的名字,但声音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低,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最后消失了。
白歌没有忘记。他每天晚上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都会想起顾言看母亲的眼神。那不是恨,是失望。深深的、沉甸甸的、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底的失望。他想起李轻舞。想起她七岁的时候说“吃了我的糖,你就是我的人了”。想起她十四岁的时候在冰面上拉着他的脚踝。想起她十八岁的时候在迎新舞会上踮起脚尖,手臂缓缓抬起,做了一个芭蕾的起手式。他不会让那种失望落在她身上。永远不会。
国际比赛的通知是谭教授告诉白歌的。那天下午,白歌在琴房里练琴,谭教授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白歌,今年的国际作曲比赛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十一月下旬。”谭教授把文件放在谱架上,“我给你报了名。你准备一下。”
白歌看着文件上的英文标题,沉默了一会儿。“谭老师,我很久没写新曲子了。”
“那就写。”谭教授看着他,“你不是没有素材。你只是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
白歌想起自己最近写的曲子——都是片段,没有完整的。灵感像碎片一样散落在五线谱上,拼不起来。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想写。顾言的事让他觉得,写曲子这件事,在生命面前,太轻了。谭教授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没有多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白歌,你不是救世主。你是作曲的。把曲子写好,就是你的本分。”
谭教授走了。白歌坐在琴房里,看着谱架上那份文件,看了很久。然后他打开琴盖,把手放在琴键上,弹了一个音。中央C。那个声音在空荡荡的琴房里回荡,像一声叹息。他又弹了一个音,又一个,又一个。旋律从指尖流出来,不像以前那样轻快、明亮,而是沉沉的、慢慢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走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但看不清前方。
他弹了将近一个小时,停下来的时候,手指有点酸。他看着琴键,在脑子里把刚才弹的旋律过了一遍。不完整,但有一个片段让他心动。他拿起笔,在五线谱上写了下来。
周末,白歌带李轻舞去了谭教授家。李轻舞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白歌手里拎着一盒茶叶——谭教授爱喝的龙井。两个人爬上五楼,白歌敲了敲门。门开了,谭教授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头发比上次见又白了一些。
“来了?进来。”
白歌和李轻舞换了鞋,走进客厅。师母从厨房探出头,看到李轻舞,眼睛一下子亮了。
“轻舞来了?快进来坐。师母做了红烧肉。”
李轻舞笑了。“师母,我帮您。”
师母摆了摆手。“不用。你坐着。陪老谭说说话。”
李轻舞没有听她的,还是进了厨房。师母看着她,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拍了拍李轻舞的手,转身继续炒菜。谭教授坐在沙发上,白歌坐在他对面。谭教授泡了茶,给白歌倒了一杯。
“曲子开始写了?”谭教授问。
“写了。写了一点。”
“弹给我听听。”
白歌站起来,走到钢琴前,坐下。他弹了那天在琴房里写下的片段。不长,只有一分多钟,旋律沉沉的,像一个人在深夜里走路。谭教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你最近的感受?”
白歌点了点头。
“感受是对的。但曲子不能只有感受。”谭教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还要有结构。有起承转合。有让人记住的东西。”
白歌看着他。“谭老师,我怕我写不出来。”
谭教授放下茶杯。“你不是写不出来。你是怕写出来不够好。但你不写,永远不够好。”
白歌没有说话。师母从厨房端菜出来,李轻舞跟在后面,手里端着一盘红烧肉。菜摆好了,四个人坐在餐桌前。师母给李轻舞夹了一块排骨,给白歌夹了一块鱼。
“白歌,听说你要参加国际比赛?”
“嗯。在马来西亚。”
“什么时候?”
“十一月下旬。”
师母点了点头。“那还有两个多月。来得及。”
谭教授端着饭碗,吃得很慢。他看了看白歌,又看了看李轻舞。
“白歌,你去马来西亚比赛,轻舞去不去?”
白歌看了李轻舞一眼。李轻舞摇了摇头。“我去不了。学校有课。”
谭教授没有再问。吃完饭,白歌帮师母收拾碗筷,李轻舞站在旁边擦桌子。谭教授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师母拉着李轻舞的手,走到柜子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
“轻舞,上次给你的项链,你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