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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创（第1页）

药源在暴雨后逐渐恢复稳定。德顺的周老板在陆衍亲自登门解释后的第三天发了第一批货，跟着是第二批、第三批，合约补签了长约，价格和条款都没有变。老李诊所的药柜重新码满了碘伏、纱布、降压药和胰岛素笔芯，方医生把每一盒新药的批号都对着台灯核了两遍，在登记簿上逐行打勾。

阿坤带着汽修店的学徒帮忙搬完最后一箱葡萄糖注射液，拍了拍手上的灰，对老李说：“这下踏实了。”老李没说话，只是把搪瓷杯里的金骏眉换成了新茶，泡了两壶——一壶自己喝，一壶搁在前台上，等谁来了谁倒。

老街上的积水早已退去，青石板路面被太阳晒出浅灰色的水渍纹路，像一道一道褪色的记号。但这场暴雨洗出来的不光是排水沟里的淤泥。还有一些藏在更深处、更顽固的东西，正从暗处往明处翻涌。

沈清晚是在某个周四下午接到陆衍的电话。她正蹲在老李诊所后巷给一只流浪猫清创——就是那只被她叫了几年“喂”后来改叫“大白”的白猫。猫的右前爪被碎玻璃割了一道口子，不算深，但被雨水泡过，边缘有点泛白。她把碘伏瓶子夹在膝盖之间，左手按住猫的肉垫，右手拿镊子往外挑碎屑。大白发出不满的呼噜声，尾巴甩得啪啪响。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她用肩膀和耳朵夹着，手上没停。“说。”

“赵维邦开始动用最后的手段了。”陆衍的声音难得没有开场白，也没有惯常的戏谑，“他派人去翻了你以前待过的福利院。不是北郊那家旧址——是搬了以后的现址。有人找了一位退休的老会计，姓周。”

沈清晚把镊子从猫爪里抽出来，碎玻璃渣掉进不锈钢弯盘里，发出叮的一声。大白趁机想挣脱，被她用拇指按住肉垫，力道不大，但精准——和她在诊所教实习生按止血带的手法完全一样。

“周会计说什么了？”她的声音很平。

“说了实话。”陆衍语气里带着一种很难形容的味道——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清醒，“他说你是他在那家福利院里见过的最安静的小孩。他说你曾经蹲在他旁边看他打算盘，认得珠子上的数字，能口算简单的加减。他说有一回院长说你偷东西，他不信——因为那天他放在抽屉里的备用金一分没少。他说你要真想偷，早就能偷了。”

沈清晚没说话。大白趁她分心，把尾巴从她膝下抽出来，跳下台面，落在一堆旧纸箱上，前爪已经包上了整齐的纱布。她低头看着弯盘里的玻璃渣。很碎，像碎掉的算盘珠子。

“但是宏盛的人发给媒体的材料，写的是另一套措辞。”陆衍继续说，语速不自觉地加快了少许，“‘疑似有暴力倾向’‘多次被投诉’‘涉嫌多起失窃事件’。他们把当年的打架记录改了措辞，把偷棉被的事写成入室盗窃，还伪造了一份电话录音——找了个声音和你当年那个养母类似的女人，录音里说她经常深夜无故外出，‘像有问题’。”

“录音原件你拿到了？”

“拿到了。寄到你们家书房那个官方邮箱的附件，阿坤手下一个做采编的老街坊帮我查了波形——音频拼接。录音里那个自称养母的人，声纹峰值和赵维邦老婆闺蜜的语音留言撞图了。原始匹配表我已经发给方医生存档。”

沈清晚把弯盘里的玻璃渣倒进垃圾桶，用酒精棉片擦了擦手指缝里残留的碘伏。她站起来，把手机从肩膀和耳朵之间拿下来，换到另一边，动作很慢，像给了自己几秒钟。

“我妈知道了吗。”

“已经让屿安帮忙控制范围。但赵维邦选的时间点是你们社区医疗周年庆当天。他想在那个节点全平台发。”

“老招数。”沈清晚把外套拉链拉到一半又拉下来，声音压得很低，“但要防。”

挂掉电话后她靠在后巷的水泥墙上。巷子很窄，上面晾着隔壁水果铺老陈家的几床旧被单，被日光照得半透明，肥皂味和碘伏味在午后的热空气里混成一种说不清的气味。大白蹲在纸箱上舔爪子，纱布已经被舔松了一个角。她蹲下去把纱布重新缠紧，系了个歪歪扭扭的结——给自己系创可贴永远歪，给猫系纱布也一样。但那只猫没再挣扎。

傍晚回到沈家，她没有立刻进书房。客厅里亮着暖黄的落地灯，沈母正坐在沙发上织那件毛衣——织了大半身长，已经在收腰了。旁边茶几上叠着几件从洗衣房拿回来的改良旗袍，是社区周年庆那天的家宴上预备穿的。暗红色那件放在最上面，领口袖了一圈暗花，和沈清晚在诊所穿的白大褂不是一个世界的审美，但沈母就是按她的尺码订的。旁边还搁着一件藏蓝色和一件浅灰色的备选，叠得整整齐齐。

沈清晚把手机留在玄关柜上。走过去，坐在沙发另一端。沈母没有抬头，手里的棒针还在规律地绕线，嘴里轻声说了句什么。沈清晚起初没听清，后来才听出来沈母在念一段很模糊的童谣——调子断断续续的，像是很久没哼过，记不太清词，但确实是小时候给她哼过的那个调。

沈清晚沉默了几秒，然后对着还没打开的电视机出声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铁皮：“要是赵维邦开始往外发那些东西——里面有我不想让你看的。以前的事。我跟你讲过一些，还有些我本来想等再久点。但那边选的稿子里说我是小偷。说我从福利院开始就不干净。”

她没有看沈母。低头看着茶几上那几件旗袍的袖口，声音很平，没有委屈也没有愤怒。但她说“小偷”两个字的时候，下巴往右偏了一点，像是在让这两个字在嘴唇上多停一瞬之后再丢掉。

沈母停下针，把毛衣放在膝头。她把棒针从线圈里抽出来，插进线团，然后站起来，走到沙发另一头，在沈清晚面前蹲下身。她伸出手，捧住沈清晚的脸——这个动作很慢，慢到沈清晚可以随时别开脸，但她没有动。沈母的拇指沿着她的眉骨轻轻滑过去，把那根散下来的碎发从额角拨到耳后，指腹粗糙，是多年织毛衣磨出来的薄茧，温度很暖。然后是另一边眉骨，同样慢，同样轻。

“你五岁那年，”沈母说，声音很轻很稳，像在陈述一个不需任何人验证的事实，“我最后一次教你认字。你写‘妈妈’，把两个马都画成了小猪崽。画完了你还抬头看我，说妈妈这个小猪是我，那个小猪是妈妈。你爸爸高兴坏了，说以后要裱起来。后来你不见了。你那间房的台灯我一直没关，亮了很久。你爸后来劝我换成小夜灯，说有光就好。后来屿安出生，我把那个小夜灯放在他房里，跟他说这是姐姐留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