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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眼（第1页）

数学教研室在四楼东侧，远离教室区的喧闹。我沿着空无一人的走廊缓缓走过，脚步声在两侧的白墙之间来回折返。教研室的门半敞着，露出一截日光灯的白光和键盘被敲击的嗒嗒声，我抬手敲了敲门框，里面的人立刻抬起头来。

中村老师的办公桌在靠窗的位置，桌上堆叠的习题册几乎要淹没那台老式台式电脑，显示器顶上贴着一张写着“今日事今日毕”的便利贴。他正戴着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着，对着一份打印稿皱眉。那是一篇关于数学建模的论文，边角被折了好几道。听到敲门声，他抬起头，神情里带着惯例的公事公办，嘴角刚准备扬起一个客套的弧度，又迅速被另一种表情取代。

“白鸟同学，坐。”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那张略显摇晃的木椅。

我依言坐下，双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那份试题。是去年国际数学竞赛中的一道，旁边空白处有铅笔写下的潦草演算，但似乎卡在了某个步骤。墨色的笔迹停在半途，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这次的数学竞赛，你听说了吧？”他开门见山，把一份崭新的章程推到我面前，“学校方面，尤其是数学组，希望你能作为二年级的主力选手参加。”

我没有立刻去看章程，只是安静地坐着，等他继续往下说。

中村老师似乎有些意外于我的平静，顿了顿，才接着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出勤方面有困难，身体需要休养，但你的数学能力实在突出，教研组早有共识。”

他的手指点了点桌上那份试题，“上次统测最后那道关于拓扑映射的附加题，你给出的答案简洁得让人惊讶，教研组几个老师传阅了你的卷子。”

他说这话时，眼神里没有太多夸赞的意味，甚至带着点审视的疑惑。一个总在请假、面色苍白得像随时会晕倒的学生，却能在数学领域展现出如此超前的思维，他不理解，但无法否认。

“这考关系到升学，或者你在大学的时候愿意读数学相关的专业吗？”他斟酌着用词，尽量显得客观，“当然，你可能还没想那么远，但好的奖项在申请材料里总是有用的。常规的课外活动记录你可能比较欠缺，毕竟身体原因——”他做了个模糊的手势，“但这样级别的竞赛奖项会是很有力的补充，对于你未来申请大学，尤其是顶尖院校的理学院，会有实质性帮助。”

申请大学。未来。

这些词汇从他口中说出，带着一种既定的轨迹感。像铁轨上已经铺好的枕木，只需要火车沿着它向前行驶就好。

我听着，感觉像是在听别人的人生规划，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健康的、有足够精力去追逐那些东西的人，可那个人不是我。需要健康体魄和持续精力去铺就的“未来”，对我来说像个遥远而模糊的海市蜃楼。我知道它存在，但我和它之间隔着一片我无法穿越的荒漠。我的时间太少，支撑不到那里。

“比赛会有指导老师，集训时间可以尽量配合你的情况调整。”他观察着我的表情补充道，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让步。他大概认为我需要特殊照顾，无论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天才性格上固有的孤僻。

窗外远处的操场上忽然传来哨声，尖锐而短促，风穿过半开的窗户，把桌上的一页纸吹得微微翘起，又缓缓落下。

“白鸟同学，你的启蒙老师是谁？”他忽然问。

我顿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我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指甲划过膝盖上平整的裙摆布料。

“我没有老师。”

窗外的光线斜射进来，穿过玻璃上看不见的细微划痕，在桌面上投下一道几乎不可见的虹彩。

很小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展露出大脑的天赋时，父亲曾惊喜地抱着我，用他同样浅金色的头发蹭我的脸，说以后我一定会成为比他更聪明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虔诚的喜悦，像一个人在荒原上行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了水源。

但在我心里，父亲永远是最厉害的那个。

尽管他从未明确告诉我他的工作，可从他那间堆满浩繁卷宗、各种语言的专业书籍的工作室里，我大概能猜到，他应该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数学、物理、或者某些更艰深、更冷门的领域。他从不和我讨论这些，大概觉得我太小，觉得那些东西太枯燥，觉得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些。

但基因是最沉默固执的信使。

作为他的女儿，我理所当然地继承了那份头脑。数字和符号在眼前自行排列组合，走向它们该去的地方。难题的关节在凝视中自然松动，仿佛那些被锁住的秘密从一开始就刻在光的背面，只是等待被我看见。过程缺乏耕耘的实感，答案的到来如同呼吸般自然，不需要挣扎，不需要汗水，不需要那些属于普通人的、漫长的、反复试错的痛苦。

这种“容易”，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倦怠。

“这道题不适合这样的做法。”我轻声说，视线没有离开纸面，“考虑对偶多面体的对称群，利用波利亚计数理论，计算量会小很多。你用的方法是正向推导，但题目给的限制条件实际上是对称性约束，正向推导相当于把对称条件重新证明一遍，多了一整个步骤的冗余。”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只有窗外远处操场隐约传来的哨声。

中村老师慢慢重新戴上眼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演算，又抬头看了看我。他脸上那种难办的神情褪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面对真正理解艰深领域的学生时的专注。

“……波利亚计数。”他重复了一遍，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他没有问我怎么想到的，也没有质疑这个方法的可行性，只是迅速拿起铅笔，在空白处开始写下几个关键的公式。写了几行，他停住笔，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你自学的？”他问。

“看过一些书而已。”我回答。这不算撒谎。医院漫长的等待时间，家里寂静的午后，除了看书，我也没有太多事可做。数学、物理、偶尔向父亲借一些艰深的生物学或遗传学论文，它们不会问我感觉如何，不会用怜悯或担忧的眼神看我，它们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我不需要健康的体魄，只需要清晰的思维，而后者，似乎是我这具破败身体里唯一还算完好的东西。但也正因为太容易做到，它们带来的愉悦感转瞬即逝，留下的是更深层的虚无——明白了又如何？世界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过一些。

中村老师沉默了片刻，最终把那份竞赛章程又往我面前推了推。“那么，你的意思呢？”

拒绝需要理由。而我的理由无法说出口。

“好的，老师。”我说，“我参加。”

他的肩膀似乎微不可察地松了一下，像是终于完成了一项不确定能否成功的说服工作。

我拿起章程，离开了办公室。

回到教室时，已是上午最后一节课的尾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期待，只等下课铃响。

我坐回座位，从提包里拿出浅蓝色的方形便当盒。里面是一片孤零零的、烤得干硬发白的吐司边，没有黄油，没有果酱，用保鲜膜随意裹着。旁边是一个小小的银色保温杯，装着母亲早起熬的药草茶。

我刚把吐司拿出来，一个黑压压的身影就笼罩过来。

“真晞！你又没有好好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