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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9(第1页)

这天上午,李清照照常去齐鲁大学上课。礼拜堂的钟声刚敲过九点,几个夹着书本的学生叫着“李教授早”从她身边跑过去,她笑着冲他们点头。

走进□□休息室还没放下讲义,就听见几个同事正围在窗边议论着什么。文学系的周先生把一封信展开在窗台上,几个脑袋凑在一起看,嘴里啧啧地叹。

“八年了,我们在沦陷区教书,为了不给学生念奴化课本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用手抄教材上课。现在胜利了倒要来砸饭碗?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们看看人家共产党,替我们说了多少公道话。信上说八年抗战中教师们身陷敌区的悲苦状况和盼望胜利的爱国热忱他们都知道,都记着。还说热烈欢迎我们去解放区工作!”

“我太太的学校昨天也收到了,信封上印着‘山东省政府’的红字,拆开一看是共产党的信。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到省政府信封的,胆子可真大。”

周先生把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回信封里,叹了口气:“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体谅我们这些穷酸文人啊。”

李清照端起茶杯,目光从杯沿上方扫过去,把休息室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收进了眼底,兴奋的,犹豫的,观望的,不敢说话的。

这封信她几天前就见过底稿了。上次她从王若萍那里递出消息后,支部连夜开会研究,决定以共产党的名义写一封给济南中小学教师的公开信。她在齐鲁大学的档案室里查过沦陷时期各校教职员的名录,知道哪些人在日伪统治下坚持不用奴化教材,哪些人被克扣过薪水,哪些人因为拒绝教授日语被关过宪兵队。她把这些人名和情况写成了备忘录,通过王馨华递了上去。信发出后,由内线关系弄来的印有“山东省政府”红字下款的大信封,标上“特急”字样,通过邮寄或投递送到了各个学校。

“李教授,”周先生转过头来看她,“你学问好,见识广,你说说看,这共产党对咱们教书的,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我们要不要……”

“我就是个教书的,教了一辈子金石学,除了碑刻拓片,别的什么都不懂。”李清照放下茶杯,把讲义夹重新拿起来,“还是不过问政治为好。”

这天她照常去接辛夷放学,书包还没搁下就举着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往李清照怀里扑。是她捡到的画报,展开一看就舍不得撒手了——上面印着解放区的娃娃们在打谷场上唱歌的版画。

“妈妈你看,像不像你跟我说的凤儿姐姐?”辛夷把画报凑到李清照眼皮底下,画上的女孩站在一群敲锣打鼓的孩子中间,辫子翘得高高的。

辛夷知道凤儿长什么样子,在沂蒙山的时候李清照给她画过。没有颜料,妈妈就用烧剩的木炭条在包物资的黄纸上画,辛夷趴在炕沿上看,妈妈指着每一幅画像给她讲故事。她知道那个带着队员们在火车上打游击的大个子是刘洪伯伯,王强伯伯是他的副手,两个人总是形影不离。李正伯伯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曾经还是妈妈的学生。小坡叔叔爱弹土琵琶,妈妈提起他的时候总是先笑,说那个小坡啊,有一把楸木做的土琵琶,琴弦是电话线里抽出来的铜丝,弹起来满院子都安静了。还有芳林嫂大姨——妈妈说她曾经用手榴弹在鬼子脑袋上砸出一个大疙瘩,辛夷听到这里就咯咯笑。画上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就是大姨的女儿凤儿姐姐,想必她和她妈妈现在已经和刘洪伯伯是一家人了,辛夷掰着指头算了算又笑起来。

林忠和鲁汉两位伯伯已经牺牲了,妈妈每次提到他们的名字就要擦一擦眼角。她那时候不懂事,硬要问妈妈,两位伯伯是怎么牺牲的?妈妈红着眼睛告诉她是叛徒出卖,不过,这个叛徒已经被小辛叔叔除掉了。妈妈说起小辛叔叔的时候,和说起所有人都不一样。她的声音还是不紧不慢,可眼神像沂蒙山春天刚化冻的河,原本深不见底的静水突然就生气勃勃地开始奔流。辛夷看不懂那种神色,不是悲怆,也不像喜悦。小辛叔叔也会弹土琵琶,会飞身上火车,还会唱很多很多的词,妈妈说那些词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写的。

顺着女儿的指尖,李清照看向画报上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女孩的面孔和凤儿有几分相似,圆脸,眼睛黑黑的,辫子被风掀起来。她的妈妈芳林嫂现在怎么样了?她上次把芳林嫂被关在临城监狱的消息递了出去,也不知道有没有起到作用,有没有及时救出来。如果救出来了那自然皆大欢喜,如果没有……她的心往下一沉。

她是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样去想,在每一件事情后面加一个“如果”。如果她还活着,如果他还活着,如果门被推开时走进来的是她等的人而不是坏消息。如果她牺牲在这里,他会不会像老洪在得知芳林嫂被囚时一样沉默。这个念头只冒出来一瞬,冷风从窗缝里挤进来把她吹一激灵。她低头看向女儿澄亮的眼睛,把画报合上,也把笑容一起合了进去。

“辛夷,下次不允许再随便捡东西回来了。这都是很危险的。”

辛夷看着妈妈严肃下来的脸,知道自己大概犯了错误。她没有撒娇也没有顶嘴,把手背到身后点点头:“妈妈,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

李清照看着女儿有些懊丧的小脸,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她向来不忍心对辛夷太严厉的,就把画报收进抽屉底层压在几本书下面,蹲下来把辛夷揽进怀里,亲了亲她的额头:“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妈妈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在心里。”

安顿好女儿,李清照从辛夷的书包夹层里取出材料。是一份油印的会议传达提纲,王馨华同志在给她的信中传达,根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精神,济南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青年学生、教师、文化界等方面,以便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我党我军及政府工作。抗战胜利了,全国局势正在急剧变化,解放区需要大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投入建设,而国民党那边也在拼命拉拢知识分子。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谁能把读书人争取过去,谁就在未来的较量中多握了一分胜算。

她把材料就着油灯烧了,脑子里已经把齐鲁大学里所有可能争取的□□过了一遍筛。首先是那些在沦陷区不肯教奴化课本的人——他们有骨气。其次是那些在公开信事件后悄悄打听过共产党接待站的人——他们有倾向。最后是那些还坐在观望席上心里摇摆不定的人——他们需要被触动。

□□这边已经考虑得差不多了,然后是学生。近期刚好有一批大学生要从北平回济南,彼此之间关系比较好,其中金石学系的江万里是地下党员。她对这个小伙子印象很深,每次他在课堂上提问时总有备而来,不是想在教授面前刻意图表现,是真的把参考文献都翻过一遍才开口。李清照观察了他几次,确认他的身份后,每次在系馆走廊里碰上她会停下来问他最近读了什么书,不经意地提一句“我那里有几本刚从北平寄来的新书,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来拿。”

之后江万里每次来借书,她都把书用牛皮纸包好,上面盖着一本无关紧要的碑帖目录。那些书——哲学、政治经济学、进步文艺,一本一本地从她手里递出去,像一颗一颗种子撒进土里。姜千里不负她的期望,很快就把读书会建立起来了。

“李教授,我来还书。”读书会结束后,江万里把借去的几本书用牛皮纸包好,夹在一本碑帖目录下面,敲开了李清照办公室的门。他把书放在桌角,却没有马上走,李清照抬起头看着他,示意他在对面坐下,江万里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像是在斟酌措辞,“李教授,最近读书会里有些同学总觉得抗战胜利以后也还是看不到希望。日本人走了,可日子还是苦,物价一天比一天涨,街上到处是从关外逃回来的难民,工厂裁人,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他们问我,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这个学生还是太年轻了,她看得出他对她越发亲切,眼神里甚至隐隐有一种想要把她争取过去的期待。她得绕着弯子给他打一针。

“抗战那些年,也有人问过朱自清先生和你刚才问的一模一样的话。国家这个样子,个人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

江万里微微前倾,把手搁在桌沿上:“那朱先生怎么说的?”

“朱先生当时回答他,谁让咱们是中国人呢。”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江万里把手从桌沿上放下来,没有说话,微微低下头咂摸着这几个字。

因为是中国人,所以战场上无数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要守住自己的家;朱自清先生这些联大师生躲在深沟土洞里依然捧着书本做学问,他们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这几个字不是感伤,是认账,认下了一份推不掉的责任。

“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读书人更要珍重自身,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好好读书,多研究学问。”她打开抽屉,从一叠讲义下面抽出一张对折的信笺纸,上面是她用钢笔抄录的一首诗,“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可以把朱先生的这首诗念给同学们听。”

“风雨沉沉的夜里,前面一片荒郊。

走进荒郊,便是人们底道。

黑暗里歧路万千,叫我怎样走好?

上帝,快给我些光明,让我好向前跑。

上帝慌着说,光明我没处给你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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