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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对话录（第1页）

第四辑　对话录

——关于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对话

一、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基本格局

柳建伟：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了，军旅小说创作的表现如何，已经摆在了批评家面前，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已经成为必须。朱老师，你作为军旅文学近20年历史的资深追踪研究者，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朱向前：是的，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一直让我牵肠挂肚的军旅小说创作确实引起了我很多思索。在这十年里，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总体格局，它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还有哪些缺失，在世纪之交，它的新的生长点在何处寻找、何处定位等重大问题，确实需要做一种理性上的梳理。

柳建伟：记得你在评价80年代军旅小说时，曾用一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这十年间军旅小说创作的基本格局，那就是“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这个判断，在作家的断代和题材的划分上，确实勾勒出了一段史的轮廓，并在创作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面对90年代的军旅小说时，恐怕很难再寻找到类似准确的概括。

朱向前：去年，我在谈到90年代出自新人之手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时，曾梳理出四个方面的主要缺憾：一是技巧生涩，二是格局狭小，三是精神软化，四是学养匮乏。面对90年代的军旅小说，我又一次想起了这四个主要缺憾。评价有这样多缺憾的一个十年积淀下来的文学品种，实在是难以下口。如果把文学比作果树，90年代的军旅文学收成，应该是遇上了一个小年。

柳建伟：我很认同你这个感觉上的估价。90年代的军旅小说和80年代相比，确实少了很多东西。第一，没有《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这种社会最热点题材的小说；第二，没有《皖南事变》这种体现思想解放运动成果的飞越了“五老峰”的小说；第三，没有出现莫言这种文学革命的主将；第四，没有出现能在全国文坛争得一席之地的军旅青年作家群。

朱向前：尽管如此，90年代的军旅小说还是能呈现一些有独特这一个风貌的特点。它也及时地表现了时代多元和文学多元的特质。从总体格局而言，除革命战争题材比80年代略有退步外，其他领域基本上保持了80年代的水准。这种格局，宽泛一些讲，仍可以用“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来概括，三条战线未变，两代作家的内涵不同了。进入90年代，80年代仍在一线的老作家大都淡出文坛，80年代出现的中青年作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从一线流失了一部分，却还有一部分在坚持，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已经成为主力。这两代作家的主要阵容，讲起来依然响当当：莫言、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乔良、简嘉、韩静霆、苗长水、王中才等已步入中年的作家宝刀未钝；阎连科、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陶纯、徐贵祥、赵建国等青年作家正在步入成熟期。

柳建伟：青年一代中，还有庞天舒、裘山山、刘静等几员女将。在我看来，这三员女将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已经超过了80年代涌现出的那些女作家。尽管庞天舒和袭山山在80年代后期已经有文名，但她们目前军旅小说的代表作《蓝骑兵巴图鲁》《落日之战》《天天都有大月亮》《寂寞高原》，都是在90年代面世的。另外，已步入中年的黄国荣、刘增新、张惠生、张卫明，也都是在90年代写出了引人注目的军旅小说。如果他们的创作旺盛期能提早八到十年，也早是军旅小说的实力派人物。单从阵容上来看，90年代的军旅小说家实力不弱。

朱向前：你说的阵容，恐怕只能指数量。90年代存在的这两代作家，代与代之间，一代中的个体之间，相靠得很厉害，这恐怕也是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阵容的大小，只能导致有限的量变，不能彻底改变质的构成。

柳建伟：记得你曾追寻过军旅小说由强势走向低谷的主要原因，指出过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一是战争生活体验存储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地跋涉；二是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关照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作品内涵必显出苍白和重复；三是作家学养的先天不足；四是作家成名后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你的这些发言无疑是针对80年代末的军旅小说创作的。我感到痛心的是到1998年，这些局限并没从根本上得到克服。正是这些要命的局限的存在，致使90年代军旅文学的格局更嫌狭促，在社会上的影响日渐衰微了。这里面有深刻的教训值得总结。

朱向前：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商业环境的强化和政治环境的淡化的双重夹击，使传统意义上军旅文学的组织形态——集群运作方式和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色彩都出现了相应的“解构”与淡化的趋势。政治优势的丧失，使军旅题材在社会上再无特权可言，集团作战的不再，使写军旅小说中已经变成真正个人化的精神劳动。近十年军旅小说的创作实绩表明，军旅小说家在这种社会转型中是大大落伍了。

柳建伟：不管日后如何评价十年来整个文坛进行的过激的文学革命中的王旗频换怪现象，但其学习和进取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较而言，军旅小说到了90年代，出的只是保守主义面孔，与中国文学的行进潮头是渐行渐远了。80年代出现的莫言、海波，放在全国文坛，其实验性和革命性，都算是弄潮儿的水准，90年代竟无一人在军旅小说创作上露出革命者的面孔，几乎全都在新写实的台阶上原地踏步。时隔十年，全国中短篇小说恢复评奖，只有《父亲是个兵》一部军旅小说榜上有名，且作者一天军装都没穿过，军旅作家阎连科获奖，作品恰又不是军旅题材。用不着论证，军旅小说创作肯定是出了毛病。

朱向前：90年代出现的军旅中短篇小说，称得上优秀的作品不多，堪称精品的可以说还没看到，和地方题材的中短篇相比，已经存在巨大差距。长篇小说的情况，似也不能乐观。就量而言，90年代出版的军旅长篇小说，是80年代的数倍，但在全国的格局中看，影响反不及80年代的军旅长篇。80年代，毕竟还有《东方》《第二个太阳》两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毕竟还有《皖南事变》《两代风流》引起全国文坛广泛关注。自然，这几部作品和80年代全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古船》《活动变人形》《平凡的世界》《芙蓉镇》相比也还存在着距离。90年代军内叫得响的长篇《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末日之门》《落日之战》《孙武》《遍地葵花》和《白鹿原》《废都》《雍正皇帝》《九月寓言》《尘埃落定》一比，差距只是更大了。

柳建伟：确实如此。1996、1997年，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发起了两次集团冲锋，其中一次你还是领军之人。这十几部作品我都粗粗细细地看过，具体质量高低姑且不论，它们在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上的相靠特征已经让我感到刺目，《美丽人生》《兵谣》《兵家常事》《诺言》和《遍地葵花》这几部相对突出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写80年代以前的这支军队，都采取一己式的叙述。山东作家张炜，90年代出版四部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柏慧》和《家族》，用的是四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着四种不同的生活层面。这么一比较，作为一个军旅文学圈内人，我确实感到汗颜。军旅小说创作进入90年代后，确实是哪里出了大毛病。

朱向前：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总体格局就是这样：与全国文学创作最主要作品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与读者的距离正在拉大，与同样急速变化的鲜活的现实军营生活的距离也正在拉大，军旅小说家群体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

柳建伟：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1990年以后，军队成长起来的全国性著名作家，只有阎连科一人。这话听来有些刺耳，恐怕也有不少人愿持同调。60年代前后出生的军旅小说家，大都在进入90年代后渐次引人注意，确实没有第二人取得阎连科那样的影响力。赵琪在这一群作家中，要算是成果最丰的一个，但他还没挤入全国一流作家的行列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90年代军旅小说的贡献与缺失

朱向前：要弄清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哪些部位出了毛病，还需要做些定量的分析。同时，还必须看到90年代军旅小说的独特贡献。我个人认为，文学本来就是波浪形前进的，有波峰也有波谷。80年代的军旅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一致性，那时出现的使洛阳纸贵的作品，能否经得起不断的重读，值得思考。

柳建伟：不要说能经得起不同时代读者的不断重读，能经得起同时代读者的重读已经是个很高的标杆了。不过，这个问题太大太宽泛，一次对话怕说不明白。还是具体谈谈90年代军旅小说的贡献与缺失吧。最近，王蒙等人对先锋文学以降的西化式文学运动作了反思性批评，他们认为按照文学史的惯例，一批新作家的崛起往往伴着对文学表现方式的新贡献。但近十年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种种迹象似乎没表现出这种新贡献。他们认为，目前更多的是文学题材重心的偏移。都市生活的表象压倒了所有的表达，且都市小说的调子都相似。这些小说创造了一大批大同小异的中产阶级或模拟中产阶级的主人公，他们百无聊赖地玩着欲望的游戏，而潜文本却期待着阅读者对这种游戏姿态的意义的诠释，而实际上读者都没有这种解谜的耐心。这种尖锐的批评，无疑是针对走到今天的先锋文学的，也很及时。但我认为，更应该充分肯定先锋的、革命的姿态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尽管还没能结出让中国人欣喜若狂的硕大果子。因此，我比较重视90年代军旅小说中那种体现更多个个体意识的一己化、个人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毫无疑问为中国的军旅小说注入了崭新的东西。尽管我也清楚这些曾经给人一些新鲜感和亲切感的作品，经过多次多人人的复制，只会更多地显示出琐屑、无聊和自私，但我还是看重这个新东西。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和平系列”，陈怀国的“农家军歌系列”和刘静的《父母爱情》《寻找大爷》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们体现出的独立的意识。

朱向前：我基本上同意你的判断，但也有所保留。我认为这些作品都存在视角单一、自传性太强、视野不够开阔、格局狭促等毛病。同时这种太一己化的表达，和军旅文学应该具备的美好品格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弗兰德公路》《永别了武器》也是限定性的、个人化的表达，阅读感受则是两样的，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大气。我只能说，这种姿态可以变成大气、深刻军旅小说的一个基点。我比较看重90年代军旅小说中出现的对“农家军歌”主题的发现与挖掘。时值今日，我依然坚守我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一文中做出的判断：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是相当长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农民军人”这个理论问题是我在为陈怀国的《农家军歌》写的一篇评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几年来也引起了公开的和私下的议论和批评。批评者常以“农民就是农民，军人就是军人”“阎连科、陈怀国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实质上只是农民”等进行驳诘，我也不想争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军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由农民子弟组成主体，这是军旅小说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基本事实。军旅小说把着墨点放在农民军人身上，应该视作一大进步。它表明文学对军队主体描摹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聚焦点就容易找到了。就个人喜好而言，我确实是喜欢朱苏进、海波等人的小说。你不是还批评过我对朱苏进的评价过高吗？我记忆里，从未讴歌过朱苏进塑造的人物，甚至尖锐地批评过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用来诠释他的理念和思想的。当然，我也曾在文章里感叹过朱苏进应当为军旅文学留下一两个经典性人物而他一直没能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呢？现在来看，起码有他的作品没能从本质上把握住这个军队的主体。

柳建伟：这个问题相当关键。我也写过一些小说，有点相信人物决定论。研读、操作次数多了，也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譬如，文学史上出现的不朽的典型人物，都出现在最能体现某一社会历史时期主体精神的那个社会阶层。换句话说，如果一部作品是以塑造人物为主要目的的，必须找准这个阶层。堂吉诃德出现在骑士文化由盛变衰的时期，于连和拉斯蒂尼出现在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再迟十年的法国，只会出现于洛男爵和皮罗多了。中国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农民问题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于是就出现了不朽的阿Q；到了三十年代，文学形象的主角就变成了吴荪甫了。新时期以来出来的已有些经典意味的文学形象，无一例外地证实着这个规律的存在，高加林、倪吾诚、赵炳、秦书田都是如此。农民军人既然是这支军队的主体，在这一历史时期，作家必须把笔伸向这个主体才可能找到那种典型人物。因此，可以用这个规律测量一下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人物了。用不着重读过去风光无限的作品，只用回想一样，80年代军旅小说中至今还能给我们留下些印象的，只是梁三喜、靳开来、汉家女几个。90年代的军旅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较80年代是有突破的，至少出现了《穿越死亡》中的刘魁和《遍地葵花》中的许家忠。人物形象在不在描绘对象的主体之中，关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