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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现象论（第2页）

真正复杂而严谨的长篇小说写作艺术，只是到了19世纪才成为必须。这种必须显然是长篇小说这一体裁逐步发展到成熟时期所决定的。正因为长篇小说的写作艺术变得复杂而严谨，才使得长篇小说成为诸体裁的主导。只有到了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时空关系的造型和情节意义的结构功能，才被真正认识到。这些经典性的长篇小说大师，尽管向世界表达了各种完全不同的个性化的对未定型的现实的精彩描述，但却都显示出了长篇小说本质的共性特征。长篇小说中的哲学观念与结构的对位关系变得空前醒目起来。

弄清楚19世纪长篇小说大量的共同生存背景，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长篇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不能为时间改变的本质特征。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回潮、启蒙运动，都已经成为历史，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已为多数人认同。宗教改革的成功，也使得欧洲渡过了极可能发生的信仰危机。英国的第一次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把欧洲带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从前欧洲各国的封闭的、沉寂的半宗法状态，在卢梭、狄德罗的笔下，在拿破仑的剑和四处冒出的烟囱的打击下破碎了，从此走向了多民族、多语言相互交流的新状态。达尔文《进化论》的发表，能量守恒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的发现，使得牛顿完成的对世界的物理学意义上科学的解释的地位更加牢固。总体上看，19世纪欧洲的社会表面，呈现出的是发展的、富裕的特征，表现出的是不变性和稳定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础上的哲学能广泛被人接受，他本人能享有世俗教皇的地位，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世纪现实在结构上的稳固性。黑格尔的《美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近代重写版本，并受到欧洲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这一事实预示着“艺术是现实摹仿”美学主张和传统将重放异彩。

这就是19世纪长篇小说大师们面对的主要社会现实和主要人文精神。虽然在这样一个世纪也出现了康德哲学养育出的叔本华、尼采，出现了杂糅黑格尔、费尔巴哈的马克思，但这些人的伟大只有推延到20世纪才被广泛认识。青年叔本华和黑格尔同开哲学讲座，听众据说从未超过三个人这一事实，可以看作是新思想在19世纪的一种必然命运。

这样一个稳定的、各个阶层显然已经按部就班的社会，又因为人的欲望的火山的自由喷洒而显得未定型和未完成。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创造性的实践，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和新奇迹出现。十几年前地位卑微的科西嘉走出来的拿破仑，不是已经在巴黎加冕当了皇帝么？他的军队的脚印不是差不多印满了全世界么？他极可能是在浴盆里口述的法典不也能很有效地维护世界的秩序么？长篇小说终于迎来了可以想怎么长就怎么长的黄金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人们最普通的观念取得了惊人的内在一致性，能像古希腊“广场”一样能表现一个时代主要实物特征的时空交叉点也因物质的存在出现了，作家们根本不需要在“如何建构”这样的问题上殚心积虑，只要用丰富的心灵去感受丰富的现实并把它们加以描摹就足够了，写出来的文字肯定是全新的。马尔扎克对妹妹写道：“故事是真的，你能叫我写得比真事还要好么？”《红与黑》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也直接来自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底的《法庭公报》披露的一桩刑事案件。拿破仑的加冕——脱冕——再加冕——再脱冕，波傍王朝的复辟和七月革命，使得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复活了并有了现实中的实际参照物。这一切社会的奇迹般的翻来覆去的变化，不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感受到了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而且让他们自然而然寻找到了这个时代长篇小说别无选择的最主要的时空关系——可作政治、经济、文化晴雨表来看的七月君主制时代成为时尚和风景的“沙龙客厅”。缪斯女神像当年钟情于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一样，爱上了我们今天看作文学巨子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们。在“沙龙客厅”里，“历史的和社会公众的与个人的、甚至是纯私人的、卧室的情景交织在一起；生活的阴谋与政治和金融交织在一起；国家的与卧室的秘密交织在一起；历史的序列与日常生活及生平事迹交织在一起，在这里凝聚和浓缩了的视觉特征，既有历史时间的，也有生平和日常生活的。同时，它们极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融为一个统一的时代特征。”“沙龙客厅”和连结“沙龙客厅”间的“街道”和“沙龙客厅”中出入的上到政府部长下到烟花女子已经历史化了的所走过的“道路”以及“道路”那端连缀的城镇或是乡村，构成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长篇小说中的主要时空关系。新登场为生活主宰的金钱，在古希腊“广场”变型、异化成的“沙龙客厅”里决定着高层政治、法律草案、六合彩票发行、市长和木匠的成败。作家以表现的普遍哲学观念和“沙龙客厅”所统率的时空关系系统形成了绝妙的对位关系。

不管是作为老雅各宾党人的司汤达，还是铁杆保皇党人的巴尔扎克，面对的是同一个法兰西，同一个欧洲，他们同样在“沙龙客厅”中找到了这个时代伟大的长篇小说别无选择的结构，创作出了同样流芳百世的长篇小说绝唱。莎士比亚的政治主张和索福克勒斯的政治主张风马牛不相及，王安石和苏东坡分属新旧党两个政治阵营，但他们写出了同样伟大的悲剧和诗词。这就是成熟的体裁的本质特征可以消融一切人为隔膜，使文学应有的力量抚摸到人性至深层面的奇观。

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葛朗台先生藏金币的地窖和司汤达笔下的市长官邸、玛特儿小姐的卧室，在描述那个时代弥漫于法兰西大地上普遍的统一的精神特征上，同样典型准确，同样力透纸背。左拉笔下的小酒店和狄更斯笔下的古玩店，也因为它们各自都完整地承载着作者根植于欧洲大地的哲学观念，同样成为后人游历19世纪时不能错过的典型景点。

19世纪这一批经典作家全部属于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的历史，“沙龙客厅”和古希腊的“广场”，19世纪的“街道”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路”；作为长篇小说时空关系，有着显而易见的血缘关系。正是这种血缘关系的健康有力的存在，长篇小说这一体裁才得以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19世纪长篇小说的高峰地位的确立，还与它赋予了传统新的意义有关。“沙龙客厅”与“广场”相比，19世纪的“道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路”相比，所包容的揭示未定型现实的广度和深度都极大地丰富了。这完全可以看作创作的主体在对待长篇小说写作艺术上的第一次自觉。它同样可以看作作家第一次发现了哲学观念和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对位关系。古典悲剧的“三一律”肯定也是经过难以数计的优秀剧作家的不断实践才被发现的。我们看重的并不是“三一律”日后如何显出程式化并使古典悲剧日益衰亡，而是它如何使悲剧走向成熟。19世纪对于长篇小说，是它作为一种大型体裁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在19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包括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长篇小说），流入流出空间的时间是表述物质世界的物理时间和表述人的历史的生平时间。这样两个时间表明了作家对描写的客观世界的质的认同，他们对待小说的态度是科学主义，常常摆出学习、研究和考察的架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由“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部分组成。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心得表达出客观性，第三人称便成了19世纪长篇小说的最便当的叙述方式。又因为它们共同的意识都是要表达“世界是什么”，独白性的话语表述也就成为19世纪长篇小说共同的重要特征。第三人称和独白性本质，意味着是把社会态势和心里态势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和反复出现的。这种深刻的对现实的认识，使得长篇小说在19世纪把未定型的现实表现到了客观描述的极致。

三

同为1818年出生，同在19世纪40年代步入文坛，又在一年之内相继谢世的法国人福楼拜和俄国人陀思妥耶夫基，几乎在同一时间写下了现代长篇小说中的首页。《包法利夫人》（1857）、《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情感教育》（1869）、《群魔》（1871）、《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这七部诞生在19世纪的长篇小说，极可能是20世纪的新派小说家发表微词最少的19世纪出现的长篇小说。评判20世纪小说家和理论家对19世纪长篇小说认识的是非，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所关注的是长篇小说是怎样通过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由19世纪向20世纪在哲学观念和时空关系系统（结构）上的转型的。

相比之下，福楼拜身上更多地体现着19世纪文学的实证精神。即便是到了20世纪末，他也多半是作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一员主将被论及的。1850年11月14日，福楼拜在给布耶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巴尔扎克死了，我为什么极其难过？死了一个我们仰慕的人，我们总是伤心的。我们原想以后认识他，为他所爱。是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曾经透彻了解他的时代。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不料才一结婚，就故世了。而他所熟悉的社会，也开始瓦解。路易·菲力普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而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这段话有两点需要特别重视：一是认同巴尔扎克等形成的强有力的传统；一是对“该唱唱别的歌”的清醒认识。从哲学观念到时空关系系统，福楼拜表面上与巴尔扎克确实没有大的不同。把巴黎的“沙龙客厅”换成“外省小城中的客厅”，把政府部长换成外省的官员，无法奠定福楼拜现代小说鼻祖的地位。他和巴尔扎克的重要差异在于作者有意识地部分隐匿和表达出的“重复的生活”。在福楼拜的世界里，时间失去了自身的历史进程，仿佛凝固住了。也是在“沙龙客厅”里，伏脱冷和拉斯蒂尼之间那种推动人生进程的攻击性谈话不见了，于洛男爵表现出的蓬蓬勃勃的情欲也不见了，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情景，同样的谈话主题，同样的语言”。于连·索黑尔是从木工棚到市长宫邸再到侯爵府，遇到的女人先是市长夫人再是侯爵小姐，结局是杀人和被处决。爱玛的第一个情人是庄园贵族，第二个情人就能变成了练习生，结局是留下“什么人也不要怪罪”的遗言自杀了。福楼拜和司汤达处在同一个社会的衰落和上升的不同时期，表达出来的感受也大不一样。福楼拜开始有限度地表示对表面稳定现实的不信任和怀疑，才使他和巴尔扎克与司汤达出现了不同。但这种不同毕竟是有限的。

真正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与19世纪强大的精神有根本上不同特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先看一下巴尔扎克的“小拿破仑”拉斯蒂尼的独白（书信）：“亲爱的母亲，请你考虑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哺育之恩。我现在的情形可以很快发迹；只是需要一千二百法郎，而且非要不可。对父亲一个字都不能提，也许他会反对，而如果我弄不到这笔钱，我将濒于绝望，以至自杀。”“我已见过德·鲍赛昂子爵夫人，她答应提拔我。我得应酬交际，可是我没有买一副合适的手套。我能够只吃面包，只喝清水，必要时可以挨饿；但我决不能缺少巴黎种葡萄的工具。将来还是青云直上还是留在泥地里，都在此一举。”“咱们的前程全靠这一次接济，拿了这个，我将上阵开仗，因为巴黎的生活是一场永久的战争。”

再看几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拿破仑”拉斯柯拉尼科夫的独白：“您知道吗？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决不比嫁给卢仁先生更糟糕？妈妈信上说：‘这里谈不上有爱情。’可是要是没有爱情，连尊重也得不到，那怎么办？相反，再产生厌恶、鄙视和怨恨，那时怎么办？到那时，不用说自然又得‘保持纯洁’啰！不是这样吗？你们明白吗，这种纯洁意味着什么么？”“如果往后受不住，您会后悔吗？”“那时妈妈又怎么办！她现在就已经不得安生，苦恼得很；如果到那时她亲眼看出了一切呢？我又怎么办？你们到底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吗？杜涅奇卡，我不要你的牺牲，我不要！只要我还活着，这件婚事就不能办，不能办，不能办！我不同意！”

这两段独白，都发生在主人公行为转折前的危急时刻，倾诉的对象都是主人公的至亲亲人，表现出的效果却完全不一样。巴尔扎克是在用独白的方式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用潜对话方式显示。在陀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的自我孤独是一种虚幻，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别人，通过别人肯定自己，因此，人的存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深刻的交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观念里，要求长篇小说表达的不是主人公是谁的问题，而是世界、现实对主人公来说是什么。因此，他的长篇小说不是像巴尔扎克一样，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众多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而是让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在某一个统一的事件中发生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思想的人；不是性格，不是气质，不是某一社会典型和心理典型。”全面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的贡献，不是本文涉及的问题，这里只记录下巴赫金的总结发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三大发现：“一是创造了长篇小说艺术人物的全新的结构方式，主人公的意识不为作家的意识框架所限制，与作家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二是使独立的思想观念成了长篇小说艺术描写的主要成分；三是小说表现出的全面对话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观念属于19世纪，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拿破仑思想，统一欧洲思想中找到证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要时空关系仍是“沙龙客厅”。在这方面，他提供的全新的内容是增加了充盈着高度情感价值力度的“门槛”作为“沙龙客厅”的补充。因这一时空关系的引入，使他的小说中的时间在本质上有时变成了瞬间，仿佛不具有延长性，像是突然间从正常的物理时间和生平时间溅出的一道道闪电，这一道道闪电照亮了“生活巨变”和“危机时刻”，杂然纷呈的各种矛盾便在被照亮的同一平面上冲突起来。《白痴》的第一部，便是这种时空关系带来的共时艺术的佳构。

确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在占据古典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一座巨峰的同时，又披露出了20世纪现代长篇小说的诸多重要特征。

四

现实世界和作为表象的文学世界间，存在着一道明显的分界线，时空关系便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语言像一条传送带，把现实世界中本质的东西，通过时空关系的桥，带过去结构表象的世界。不同的时代，作家用不同的时空关系带来的不同结构来表象外部现实。

以上几个时期的长篇小说作品，已充分证明了上述特征的存在。同时，由于长篇小说是在摹写整个未定型的现实，作家必然要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拥有的范畴。反过来说，正是一个个时代拥有范畴的不同，带来了一个个时代长篇小说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一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出现的现代长篇小说在哲学观念和结构上都呈现了哪些共性的和个性的特征了。

19世纪初，那个开哲学讲座惨败在黑格尔手下的叔本华，直到1860年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去世，基本上仍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告别人世时才十六岁的尼采，会以他弟子的名份，在二十几年后以“上帝死了”“要重评一切价值”的声音唤起了人们对他所师承的柏拉图、贝克莱、康德这一路哲学家的注意，并以此开始彻底动摇了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权威地位，从此迎来了哲学上百家争鸣的20世纪。19世纪的人们也万万想不到，巴尔扎克过世那年，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年轻人在一本当时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里称之为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幽灵”，会在20世纪中叶变成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把共产主义文化清晰地镌刻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19世纪出入于沙龙客厅的古典长篇小说大师们，也都未曾料到，在他们的哲学观念里显得稳定而向前发展着的世界，会在20世纪初中叶的三十年间，两次爆发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几千万人的生命毁于炮火。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人们，面对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一桩桩奇迹，也会常常瞠目结舌。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发表，和1945年基于爱因斯坦的新的物理学理论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为人类命运的双重象征：在原子武器的巨大阴影笼罩下，享受极度丰富的物质文明。这就是20世纪人类的主要生存背景。考察20世纪的长篇小说，必须从这些背景出发。

弗洛伊德的出现，使潜意识和无意识这个有别于客观现实世界主观世界的“第三现实世界”的存在日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许多人都把弗洛伊德当作这个世界的发现者，他本人却认为是他以前的诗人和哲学家发现的，他只认为他发现了研究无意识的科学方法。这或许是个事实。因为1762年发表的《拉摩的侄儿》，狄德罗已经在小拉摩的身上表明了“人性中的隐秘成分之间的对抗”。福克纳的艺术描写，有很大部分着力于这个“第三现实世界”，但当问到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时，他说：“我住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大家谈弗洛伊德谈得正热闹，不过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他的书。他的书莎士比亚也没有看过，我看麦尔维尔恐怕也未必看过。”福克纳也许是个特例，更多的实例是：“有些作家将作品寄赠给他，并献词向他表示感谢，据说弗洛伊德对此并不寄予厚望。超现实主义也曾有点一反常态地运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对他们的纲领加以科学地审订。卡夫卡显然是有意识地探讨了弗洛伊德关于罪与罚、梦，以及惧怕父亲的概念。托马斯·曼自称与弗洛伊德志同道合，他深受弗洛伊德人类学的影响，醉心于各种神话和巫术的理论。詹姆斯·乔伊斯也许可算是最透彻和最自觉地发挥弗洛伊德思想的人，他对于潜在意识中各种状态的兴趣，他的一词一物和一词多物的用法，他关于一切事物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的扩张意识，以及相当重要的他对家庭主题的处理，都充满弗洛伊德的色彩”。

我们强调的不是弗洛伊德对某一个作家的具体影响，而是弗洛伊德对20世纪整体的时代精神和整体潮流的广泛影响。有了弗洛伊德开创的对“第三现实世界”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一切原有学科都呈现出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课题。长篇小说的主要特征，也必然会发生重太的变化。

剧烈的政治、军事动**，壁垒森严的各呈体系的意识形态间的冷战和论战，不可扼制的世界的迅速物化，科学技术的发达暨废除人类不平等的愿望和行动形成的地球村意识，传统或叫文化之根力量的显示，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深刻地、全方位地影响着20世纪的长篇小说。世界呈现出的多方面的未定型和未完成特征，为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19世纪形成的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传统和它达到的完美性，也迫使20世纪的作家必须另辟蹊径。社会整体各个层面体现出的多元特征，决定了20世纪现代长篇小说不可能像19世纪一样存在显眼的主流和较多的共性特征。

长篇小说作家的哲学观念可能也必然会有重要差异，但基点却也只有这一个：内省精神的特别突出。这使现代小说中的意识分外醒目。19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社会档案”特征减弱了，哲学论文、心理学论文和伦理学论文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心灵”，无边无际的“心灵”使成了现代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时空关系。因最基本的时空关系由从前的“广场”“道路”“沙龙”“门槛”这些实体变成了无形的“心灵”，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系统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心灵”成了现代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时空关系，并使时空关系系统变得十分复杂，长篇小说的结构也变得空前丰富了。作家表现的哲学观念与长篇小说结构的对位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只不过是变得较为隐藏罢了。如果从流派的角度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哲学观念和结构的关系加以考察，更容易看出“两者的对位关系”这一长篇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仍牢固地存在着。

现实主义作家，如早期的托马斯·曼，格拉斯、索尔仁尼琴、萧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所呈现的主体精神仍然是19世纪的，只是加重了意识的主题，这已用不着论证。

由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等现代小说大师组成的意识流小说流派，他们创造出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着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他们的哲学观念的共同处在于透过潜意识和无意识这个“第三现实世界”才可以真正洞悉客观世界和传统意义上的主观世界，才能真正描述“人身上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的长篇小说中，“心灵”是压倒一切的时空关系，情绪、想像、幻想、联想、感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这些权属心灵的部件，通过内心独白的串联构成小说的总体结构。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本身可以看作是一部时间哲学的专著，其基本的哲学观念是：存在完全存在于时间本身的流程中，在于过去的全部重现；现实是不可靠的，现实只有在过去的全部重现中才能得到确认。这部书的基本时空关系存在于主人公的心灵，以《在斯万家那边》等六个板块集中在《重现的时光》重现全部的过去，完成对曾经失去的时间的重塑。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因其面对的独特的现实世界呈现出的历史和现代的共存的特征（图腾与禁忌和现代科学技术并存，古朴的民间狂欢与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同在），在深受欧洲近现代文明浸**过的作家笔下大放异彩。《总统先生》《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我们的土地》《绿房子》《百年孤独》《帝国轶闻》等代表拉美现代文学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理性精神来自19世纪，民间文学传统酷似欧洲中世纪，表现手段又多来自西方，因而显得奇诡多姿，仿佛长篇小说的全部历史都在一个点上重现了，令人叹为观止。拉美文学界几代人苦苦寻觅，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才理性地认识到表述正在进行中拉丁美洲现实才能使拉丁美洲的文学真正实现与世界现代文学对话。因此上述代表作品和19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在主要精神特征上更为接近。卡彭铁尔、略萨、富恩特斯、马尔克斯、德尔·帕索等人有着基本相近的观念：用文学再现未定型的和未完成的拉丁美洲的现实。因此，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时空关系便是“王宫”“小镇”“沙龙客厅”“广场”等，呈现出的主体结构也和19世纪的欧洲长篇小说神似。当然，他们决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平庸摹仿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现代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呈现出长篇小说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多元并存景观，除上面列出的因素外，还因为一个特别重视作家个性化形式表述的时代到来了，表现形式为求新的实验被不停地进行。在我们看来，形式上的广泛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实验以及对意识的丰富而深邃的揭橥，是20世纪现代长篇小说最为突出的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有力地支持了长篇小说中哲学观念和结构存在着的对位关系。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喧哗与**》和《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的分析来论证这个结论。

第三部分：对《喧哗与**》与《存在的不能忍受之轻》的一种读解

一

为什么要选择福克纳和昆德拉的这两部作品进行详细解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