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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第3页）

这种幸福对朱向前绝对不是空前绝后的。

1995年，朱秀海的长篇小说《穿越死亡》出版了。这部小说，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具体场景下人物心态的细微表述，都可视作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农民意识和军人意识”、“寻找合点”等理论的具象化表述。主人公江涛是将门之子，副团长刘宗魁是农民之子，以下营、连、排人物的设置，也都这么错落地安排，然后，作者把他们都放在战争状态下试炼，让他们相互碰撞，碰烂了衣服，碰破了肉体，再放出灵魂相互审视，最终在国家意志和民族利益的层面上达成和解。这部作品虽然可批评处甚多，但因对这支部队的认识有理性的高度，因而成为描写南线战争的阶段性总结之作。

朱秀海创作这部书之前，是否重读过朱向前的文章，并不重要。我们认为，创作和批评出现的这种契合弥足珍贵。

六

朱向前的批评显然属于作家型批评。20世纪文学和19世纪文学相比较，其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内省精神的照耀下对人的意识的充分表达和充分个人化的各式各样的实验。在这种大背景下，作家型批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新近出版的《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一书，收入重要文章七十篇，其中四十八篇出自作家之手。纯粹理论家的文章，随着二战的结束，其影响力日益衰微。进入60年代，随着拉美文学的爆炸，在小说理论上出现的最响亮的声音，几乎全是由作家发出的。这是一个很值得中国文学界注意的现实。

朱向前不是科班出身的批评家。科班出身的批评家，或多或少都有职业上别无选择的不自由。自从踏进中文系的文艺理论专业的门槛，他们未来的批评家道路已经前定了。为了将来能把这碗饭吃出点滋味，吃出来个长久，他们不得不在老师的影响下，选择出一个很可能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已成体系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方向。出了校门面对文学世界，他们的门派观念已显现出来。80年代中期以前，这类批评家品种单一，绝大多数都操作社会历史派的话语。进入90年代，俄苏批评观念一统的局面打破了，进入了一个批评理论背景竞赛的战国时期。这类批评家大都供职在名牌大学和国家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为了使自己的批评能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话语和体系，“拿来主义”甚至“搬来主义”就成了终南捷径。这类批评家的贡献在于诠释西方20世纪的批评成果，欠缺在于个性的缺席。同时，朱向前也不同于那些立志成为批评家的批评家。这类批评家的一切知识准备都为着成为批评家这唯一的目的。为了在批评界安身立命，他们广泛地涉足每一个文学门类，不停地变换着批评话语，这类批评家的贡献在于提高公众的鉴赏水准，欠缺在于自我的时常迷失。

朱向前成为一个批评家，可以说没有一点前定的因素。他半路出家，并不是因为看到作家修行道路难成正果的黯淡后的改弦更张，而是好奇和兴趣引发了用批评话语进行倾诉的欲望，“写了几篇后就一发不可收了”。因此，他的批评开始时并没有刻意寻找理论背景，也不在任何一个主义的大旗下面，面对的是一个个问题，并想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选择作家传记型批评方法作为自己批评的切入点，又可以说是个命定的选择。对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现象的发现和追踪研究，用的就是传记批评策略。作家的血缘和童少年时期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被朱向前特别加以强调了。他认为，这些无法割舍掉的因素，决定着作家生命的底色，决定着他的哲学观念的确立，决定着他面对世界的目光，决定着他的文学世界将以什么方式呈现。

对军旅文学现象，譬如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存在，譬如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譬如第三代军旅作家群，朱向前采用的是对文化背景的异同的分析来进行定位。对于军旅作家的重点个案研究，除了强调大的文化背景外，朱向前更多地用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来论证作家文学世界的主要特征。

这种特别强调作家个人化特征的批评方法，无疑属于圣伯夫、弗洛伊德、荣格这一路大师形成批评传统。它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半部杰作的咏叹》，是朱向前在重点个案研究中，主要采用传记心理批评方法的成功的尝试。不管这篇文章对朱苏进的全面评价有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它对朱苏进“将军情结”的揭橥，并以此论证出朱苏进笔下只能产生大大小小苏子昂的结论，无疑是二十年来文学批评的一次值得珍视的收获。这种手法，好比是把衣冠楚楚的作家剥成个赤条条，公开了他股上长的牛皮癣或胎记。在现今中国流行的所有批评方法中，这是最费工夫、最显功力，同时也最富勇气的一种。

显而易见，朱向前的批评的个性视角的切入把他与其他批评家区别开了。发表于1993年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批评方法的可能性风景。面对三个作家，朱向前采用了四个切入点。对莫言的切入点有一个半，即童年经验和半个尴尬的婚姻：对朱苏进的切入点是“将军情结”和半个病历研究；对周涛的切入点是杂交文化背景。对这三个作家的研究，最有见识力的仍是对朱苏进的发言。参照一份残缺的病历后，朱向前的笔已经触到了朱苏进极端个人主义和玄想式理想主义产生的深层土壤。因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人的特有的文化人格，使得作家的隐私疆域无限扩展，这无疑为个性视角批评设置了诸多雷区。因此，中国批评界一向鲜有探险者。朱向前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就更显可贵。《半部杰作的咏叹》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两篇长文发表后产生的良好影响，已有力地证明了个性视角批评发展前景的广阔。随着创作主体在文学中的地位的越发醒目，作家型批评所体现出的“内行看门道特征”、“美文特征”，无疑会把文学批评带入一番新天地。

小标题的命名就很够味道。“朱苏进：在绿色王国里金鸡独唱”，“周涛：神山中放飞的稀世之鸟”，“莫言：爆炸在1985”，每句话都能勾勒出一副灵动的形象，每句话都包容着对一段文学掌故的理性总结。

这里我们忍不住想引用一段可作人物素描来读的文字。

“三剑客”中，或如朱苏进以“耐力”见长，起步稳健，均速前进，占据前锋位置就当仁不让；或像周涛以“后劲”取胜，逐渐加速，后发制人，后来者居上；或者干脆就像莫言以“爆发力”而得逞，突如其来有似天马行空，留下一道奔影绝尘让人难望其项背。如果说莫言的方式是不怕热闹，越热闹越刺激越来劲，于百舸争流大潮奔涌中水涨而“船”高的话，那么朱、周的方式则是耐得寂寞，愈寂寞愈自信，愈自信愈沉着，在几经潮涨潮落之后水落而石出。

下面这一段可以看作上好的夹叙夹议描述。

莫言不是在高粱丛中采花酿蜜的蝶和蜂，也不是高粱地里孵过一两窝蛋的候鸟；他就是一棵高粱，是从那块地中长出来的，他就是一块土坷垃，和那片土地融为一起。或者干脆说，他就是受孕于那块高粱地的日精月华风霜雨露孕育成的一个精灵、一缕游魂。他生长于斯，飘**于斯，吟唱于斯。对于发生在这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他都“如鱼得水，冷暖自知”。他的全部歌唱就是这块土地全部的苦难、光荣与梦想。

再看下面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读出果戈理《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味道？

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投降”呢？（这是不是有点想“入主中原”的味道？）而且你既然认定那是一个刀枪不入的“橡皮城堡”，那你为什么又对它耿耿于怀呢？说穿了，其实内心里仍然渴望得到那个“界”的承认，在豪语、激愤和不屑一顾状的另一端恰恰泄露了浮躁和脆弱的心理，或者叫作强悍其外、脆弱其里吧。这就大可不必了。把文章做好比什么都管用，何必计较一“城”一时的褒贬呢？好文章总是有知音的，终究不会被埋没的，正所谓“甘苦寸心知”“江河万古流”罢。

这是批评，这又是创作。作为批评，它体现批评家鲜明的理论支点，表达着批评家对作家的理性把握与判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家局限性地依存的心理基础，披露了一般读者难以企及的作家内心的阴影和遮蔽物；作为创作，它描述了研究对象的相貌、经历，提供了研究对象成长过程的主要情节和典型细节，揭示了研究对象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再现了研究对象一个阶段的主要人生旅程。这种形式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的内涵和外延都拓展了。批评家可以看其操作方略，作家可以看其实力，读者可以得到作家和作品浑然一体的整体形象。

朱向前颇为自得地认为《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是他个人的阶段性总结之作。的确，朱向前写下这篇长文后，便有了他和他的研究对象一起形成的十几年军旅文学的主要精神脉络，再加上他的其他重要论述，便形成了十几年军旅文学的基础骨骼和框架。放眼全国的批评家，没有哪一个的重要文章集合一起，就能较为准确描述出一个品类文学十几年的总体流程。我们强调朱向前批评的这一特征，绝对没有把朱向前当作什么全能冠军发个金牌的意思。因为朱向前自己也清楚，军旅文学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没有出现可代表一个时期文学最高成就的像《古船》《白鹿原》一样已显出一些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我们看重的是朱向前的研究方法和务实精神。在我们这个做什么都有等不及的浮躁的年代里，对一个用十年精力追踪一个研究对象，并研究出有“这一个”意义成果的人，我们难道不该向他表达一些必要的尊敬吗？再下蹲一点说，朱向前在军旅文学这个“小国”卓有成效的实绩，对那些“大国”的发言人该有一点启示吧？据朱向前披露，关于“三剑客”的文章发表后，批评界的同行读到后曾感叹：你要是把朱苏进和周涛换成王蒙和贾平凹该多好！这一“内参”是不是可以看作批评界对朱向前这种批评的同行式的肯定呢？

朱向前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巅峰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回眸攀登的足迹，为自己举行一个没有缺憾的庆典；另一方面在于需要朝更高更阔的地方眺望，选择适合自己体力和耐力的下一个攀登目标。稍有不慎，巅峰就是下坡路的起点，便是颠覆史的首页。

朱向前力求开先河式的进入角度，擒贼先擒王的批评方略，缜密而规范的批评态势，靓丽而又气势阔大的美文话语，使他的批评获得了尖锐、鲜艳、明晰的特点。同时因过分突出个性带来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成的疏漏、残缺，因要清晰体现作家型批评的风骨，显出似是形而上思考不够深入而引起的深度打击力不够；因要明晰地画出自己的疆域导致判断式、结论式语句太多而凝结出淡淡的纵横家之气。这些缺憾其实都与他的守江山的心理有关，与他对朱苏进这样曾给他的批评带来过各种利益的作家的过分偏爱有关。求全和守成心理，使他在有些时候放弃了对自己批评体系权威性的维护。

《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一文把军旅文学三位作家放在一勺烩，就是求全守成心理的表现。这种作法利弊各半。利在能在一篇文章看出军旅文学疆域的主要风景。弊在定位、杂糅之难。莫言和另外两个作家，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周涛的主要成就又在多与军旅文学不搭界的散文上面。朱苏进的创作观念又与朱向前的理论支点背道而驰。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好用一把尺子。于是，在一篇文章里，一边要揠苗助长，一边又要削足适履了。这可能就是同行们让朱向前把周涛和朱苏进换成贾平凹和王蒙的原因。周涛可以把自己的散文称作神品，可以说“你不知道我是怎样写这本书的，我简直不能自己——我操，这样精彩的语言是我写出来的吗”这样的话，本已用不着批评家再对他发什么言了。也许我们孤陋寡闻，至今没见过有谁去评论《圣经》的是非得失的。对周涛的“神品”，赞美诗唱得没到高音C，他也会定你个亵渎神圣。

朱向前写道：“事实上，莫言无欢少爱的童年记忆和深重的婚姻情感历程，就像两个巨大的能量源，不仅催发了他的早期作品如泉喷涌，而且以它凄迷而忧伤的美丽光晕笼罩并照亮了它们。把握住了这两点，也就掌握了解读莫言全部前期作品的两把钥匙。”这显然是很见功夫和眼光的立论。可是，朱向前又在文中加一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关于莫言的婚姻和他创作之间的联系目前仍是个敏感话题，不便深究”。确实不能深究，一深究，对朱苏进病史的研究就更显得寡淡了。

莫言的硕士论文便是写童年经验和他的创作关系的。仅靠这把钥匙，朱向前自然可以把这个剑客武装起来。可是，如果再用上婚姻这把钥匙，莫言这个剑客手中就有两把剑了。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把莫言突出出来，三剑客在文章中的平衡格局便不复存在。朱向前故意折断莫言的一条翅膀，好让三剑客能一同在地上行走。在《新军旅“三剑客”》这篇文章里，朱向前割舍了下面一段对莫言的分析。

童年已是往夕，回忆起来虽有些凄迷和忧伤，却因时间的间离而生出美。然而，没能（或是无法也无力）挣脱的深重的婚姻，却是饭桌上的三餐，无法回避。莫言爆炸式成名后，也便同时丧失了对个人自由的几多机断处置权。同时，作为一个孝子，一个人父，不得已要在每个炎炎夏日回乡参加麦收。不幸的童年和沉重的婚姻，便形成了远的轻、近的重的双重挤压。这种挤压，一方面促使他的感觉无节制释放，另一方面又迫使他在一个知名作家的起点上对生与死、困顿与逃离、存在与虚无等悖反问题进行根植高密东北乡文化背景上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个思考过程，伴着《欢乐》《十三步》《食草家族》和《酒国》。最近，莫言结束了夫妻长达十余年麦田相会的日月。这种距离的消失，也必将缩小莫言的自由空间。他的内心的矛盾，撕裂般喊出的双声语也将更加尖利。莫言能否在更加凄厉的精神磨砺和越发沉重的现实中，来一次自我的形而上的全面超越，显然是他能否走进文学大家行列的关键。

八

尽管朱向前的批评仍在丰富、发展、完善的进程中，但他确已形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十年间，他完成了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的形象塑造，和韩瑞亭、周政保、范咏戈、黄国柱、丁临一、张志忠、陆文虎、汪守德等人一起，承担了评判、解析军事文学的任务，并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发言人。他借助对军旅文学的全面研究，确立了自己独特而卓有成效的文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显出轮廓的批评体系。这个方法就是“不做高头讲章，也不做隔靴搔痒”的贴近创作的批评方法。这个体系是以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作背景，以作家的文化承载、个人经历为切入角度，在时代精神的照耀下进行研究，简言之就是：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

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朱向前注定先属于中国文坛，然后再属于军旅文学。可以套用朱向前《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结语给这篇长文作结了——不管本文对朱向前的批评的分析批评有多少失当和谬误，也不管对朱向前面对的作家们的解析和重读有多少偏激的失准，我们都希望他把它们当成是一声加油的呐喊。我们并且希望今后一旦有机会再来评说朱向前时，就不仅仅是在军旅的范围进行，而是在更深远广阔的背景上展开。

1996。1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