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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个性视角时代精神朱向前论（第2页）

进入90年代后，两类军旅作家的变化，可以有力地佐证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强劲生命力。朱向前开始操作批评话语的时候，这两类作家双峰并立。之后的七八年问，朱向前一直进行着追踪研究。因此，他对军旅文学发展前景的估价，因其亲历性和研究的连续性，就显示出了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自古以来，文学创作都是一次马拉松式的竞技，智商（或叫小聪明），只是在起跑的时候才起一定的作用。如果技法娴熟，又对新手法、洋技术十分敏感，前几公里赛程会处在领跑的位置上。进入中途，拼的是才华。后半程，比赛的就是内功。这内功就是生命意识的坚固和文化底蕴的丰厚。

进入90年代，两类军旅作家无形的马拉松竞赛已到了后半程，如果不吃兴奋剂，拼的就是内功了。就我们掌握的不太全面的资料，可以列出几个表格，对比看一看这两类作家在90年代前十年的赛况。双方的选手是：军门子弟作家：朱苏进、乔良、海波、刘亚洲、钱钢、简嘉；农民出身作家：李存葆、莫言、朱学武、周大新、阎连科、朱秀海。（农民出身作家尚有雷铎、唐栋可入选参赛，为使双方人数相当，不列入。因现在尚没见成型的农民出身女作家，故不让庞天舒、于劲等上场。）

A．一般赛况

B．1990-1995发表作品情况（只记中、长篇和散文集，不含外文版、港澳版）

C．1990-1995作品转载获奖情况

D．1990-1996年作品题材范围

[说明：一，因资料不全，数字可能不准；二，因阅读有限，可能把双方仍在赛场的选手列入了隐退之列；三，第四表题材分类并不严格，我们本不愿这么分，列表看本是为了醒目，将就分了。四，因双方都没写出《红楼梦》，只好用数字说明问题；五，因国内无权威中篇奖项，双方又都无茅盾奖得主，只好选了行业奖（八一奖）、区域奖（上海奖），还有选刊奖。一般刊物奖不在统计之列，《大家》红河文学大奖本也是个刊物奖，因其两年只奖一人的慎重，故特别列入；六，这种统计是否科学，欢迎批评。]

列入以上几个表，是想少说些废话，可以通过这些表直接看出比赛的大概情况。因一部《红楼梦》足抵中国当代作家的全部劳作，我们对两队的作品量不作发言。因作家辍笔并非都意味着江郎才尽，我们也不对此加以评判。在列完这些表后，我们只想强调两点。第一，转载率和出没出文集，或多或少可以说明作家影响力的大小。（当然，我们也记得《喧哗与**》曾经创过一年只卖出去一本的记录，但这只是极少的特例，何况上述作品还都没福克纳的作品难读）在这方面，军门队可是大大落伍了。第二，作家涉猎范围的宽窄，一能说明作家创造力和才情的高下；二能表示作家内功的强弱；三能预示作家最终气象的大小。第一类作家，除了军营生活和玄想，手中的笔再也无力伸向别处了。被朱向前誉为“南线战争总结之作”的《穿越死亡》，并没有诞生在第一类作家之手。80年代以来，除了《灵棋》，第一类作家没为军旅文学留下一部像样的战争小说，这一现实对这一群或长或短都做过将军梦的作家不啻是一个尖酸的嘲讽。主将朱苏进，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表达着对战争的渴望，写出来的战争小说，不是四千年前的，就是纯粹幻想的，都“拒绝他人阅读”（朱苏进自述）。莫言、阎连科、周大新进入90年代后，都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其存在的意义早已越出了军旅。如果把他们这种行为看作是为了在将来更深刻地、更全面地把握这支军队而作的寻根意义上的准备，他们重新回来描绘军旅之日，朱苏进、乔良等人还能不能与他们在一个赛场上竞技，现在就可表示怀疑。

军门队败象已露。他们败在先天文化承载的单一和单薄上。大院文化至尊的错觉，使他们无法与这个世界进行深层的交流。他们的孤自坚守，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父辈的偶然从军，割断了他们这一类作家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他们都自视甚高，笃信“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后天更是拒绝了解低层，个个像聆听到“神谕”的智者，准神祗一般高高地飘在半空，用“第三只眼”朝芸芸众生“凝眸”。除了借助知识进行玄思，他们的视力很难越过大院的高墙。这样，他们的文学气象也就定了——不停地重复制作镶着思想碎片的作品，供那些片面深刻的好奇者捧在掌中把玩。

朱向前1988年就发出的“寻找合点”的吁请，并没有被军门子弟作家重视。不到十年，实际上只剩朱苏进一人在继续独扛大旗，这个作家群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

这是一个必须接受，也值得检讨的事实。

五

朱向前对这两类作家定量定性的分析，着力是不均匀的。这一现象在他1993年以前的研究中格外醒目。

朱向前十四岁至十六岁，是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这个农民和莫言、阎连科这种命定的农民又有本质的区别。莫言、阎连科出生的过程俗语就叫落地，蹒跚学步便直接融在大自然里，童年做的活路是放羊或打猪草，玩的是蛐蛐和家里的看门狗。朱向前的童年和朱苏进、海波、乔良等人的童年一样，最起码有看不完的小人书。十六岁，朱向前又离开了农村，以后的经历又完全和朱苏进等人大同小异了。两年农民的人生体验，在他没能出人头地的漫长岁月里，恐怕偶尔要以噩梦的形式重现。因为他的当农民，是特定政治、社会对他个人的一种惩罚，和知青们对农村的体验相差无几。参军既然是对惩罚的逃离，回眸时，免不了要取俯视姿态；回忆时，又免不了厌恶情绪的弥漫。

因为朱向前的身份本质上属于朱苏进一类，加上他还有一点唯美主义，面对朱苏进制作的一个个贴着玄想的思想碎片的精制的小玩意就有点爱不释手，忘情地加以赞美，写出“舍朱苏进其谁”这样显然不太明智的语言。（关于朱向前对朱苏进研究的得失，涉及批评家和研究对象的表层和深层对位关系的大问题，我们准备专文论述。）自1988年到1993年，朱向前关于朱苏进一人的发言，总字数超过五万，可见他的偏爱程度。他似乎对朱苏进的创作一直在消解他的批评体系这一事实，缺乏必要的警惕。

相比之下，朱向前对农民出身军旅作家和作品的定量性研读，就少得可怜，所持的态度和视角，又略感淡泊和苛刻。

尽管朱向前是莫言的最早评介者之一，但他的发言多半停留在对文学特色的品头论足上，精到的形而上的穿透和疏理比较少见。对于李存葆和他的作品，朱向前只是在一些现象综论式文章里，本着文学史式的评介而适当提及。

朱向前对李存葆、莫言这一类军旅作家定量解剖分析文章的缺少，多少延宕了他通过两类军旅作家划分的研究可能确立的批评体系的建构。这一延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朱向前略带点艺术至上味道的感悟型批评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证明了一个批评家建构一个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批评体系的艰难。

感悟型批评方式，一般先把目光盯在“活儿”做得精不精细上。朱苏进的细活儿做得相对漂亮，没多少“漏汤”的地方，自然就把朱向前的目光引去了。和朱苏进同时引起文坛关注的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80年代中期确实也没有做出有点艺术至上味道的军旅文学精品，感悟型的定量分析也就无法进行。

然而，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别的方面也有很多可圈点的地方。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19座坟茔》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它们所表现出的与时代脉搏的同频率跳动性，与人民的欢乐和苦难的血肉相连所显示出的巨大认识价值导致的。它们在艺术上或许略嫌粗糙甚至有那么一点模式化而显得缺少点天才的创造性，但它们都曾经以超乎寻常的力量击中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中国这样一个“言志”“载道”文学传统深厚的国家，历史不会忘记《高山下的花环》这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作品。时间甚至会让后人忽略掉它在艺术上的诸多不尽人意，而特别珍视它对军队根植文化土壤的深刻揭橥。作为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花环》完全经得住比较苛刻的定量分析。《花环》里高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军人的品格，决不是什么商品经济大潮三五十年能磨损掉的。《花环》和朱苏进《射天狼》同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同样都被改编成电影。时隔十四年之久，可以站在1996年的立场上重新来看一眼这两部作品。梁三喜和袁翰到底谁更能血肉丰满地展示80年代初的时代精神？梁三喜和袁翰相比，在性格特征和人性深度方面到底谁更鲜明更深邃一些呢？这两部作品都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那么在细节的真实和耐磨上，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到底哪一部作品更具可圈点性呢？（《射天狼》还是朱苏进早期作品中唯一一篇不带将军情结的。）

文化背景的是否真实、典型、深厚，是决定作品寿命长短的最主要因素。余下的诸如做工等问题，只能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才能加以讨论。如果作品的文化背景是虚幻的，是出于个人冥思苦想的，时间很快会让这些作品在艺术操作上一再贬值，直到彻底被人遗忘。这似乎也是一个成熟批评家需要热切关注的课题。

进入90年代，新一代农民出身的军旅作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在语言娴熟程度和具体操作的熟练程度上，已不比军门子弟身份的作家差什么了。朱向前敏锐地捕捉到了军旅作家群体发生的重大变化，对这类作家的关注日渐多了起来，并及时地撰文提出“农家军歌”“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等问题，并对农民出身的作家将彻底占领军旅文学创作领域的前景作了颇有启发意义的预测。进入90年代以来，朱向前对这类作家写了《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乡土中国和农民军人》《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三篇重要文章。这三篇文章一篇是现象论，一篇是理论探讨，一篇是作家论。这标志着朱向前研究侧重点的重大转移，也显示出了朱向前作为一个批评家在理性上的成熟。

只是，让我们感到困惑和惋惜的是，迄今为止，朱向前还是没有为这类作家写出《半部杰作的咏叹》这种定量分析的文章。他写的《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主要是为阎连科在军旅文学创作进行定位，用阎连科的创作印证他对军旅文学走向的判断，并没有详细阐明阎连科的出现对他理论体系确立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这种小小的缺憾，并没有减弱朱向前理性的成熟所带来的对创作的深层把握力。他因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了这三篇文章，而获得了审视研究对象的超越性的高度。阎连科的出现，有力地支持了朱向前的批评，形成了当代文坛难得一见的创作和批评共时互补的景观。

阎连科以近十年辛勤的劳作，已经成为农民出身军旅作家面对军队这一描述对象的首席发言人。他在军旅作家群中的位置（单说他描绘军队的作品），已经和朱苏进同样醒豁和重要。他描写前军人和低层军人的中篇小说有：《小村小河》《祠堂》《乡难》《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婚幻》《中士还乡》《晶莹十二岁》《往返在塬梁》《自由落体祭》《从军行》《寻找土地》《和平雪》《夏日落》《和平寓言》《和平战》《在和平的日子里》《和平殇》《四号禁区》等十九部。其中“瑶沟系列”和“和平系列”都引起过文坛广泛注意。把他的这些作品和朱苏进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是个专门课题，此不赘述。

阎连科以十九部中篇、百万余字，完成了一次对军队的主体——农民军人金字塔底部（从前军人到尚无获得带家属资格连级干部）从社会心理到文化心理、从静态到动态、从常态到异态、从个体到群体等全方位的真实描述，为认识当代中国军队提供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为军旅文学的下一步发展和繁荣打上了不易被时间磨去的文化底色，为后来者定下了不会导致歧路的出发点。这些作品的文化基点即是：“乡土中国和农民军队。”

阎连科1994年秋和朱向前就农民军人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阎连科坦率地说：“就像你的理论角度的别无选择一样，我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只能写这些和这样写。你还记得1991年夏天我从文学系毕业前夕咱们之间的那次长谈吗？那次你就跟我大谈农民军人问题，并具体分析了我与李存葆、莫言相比较的优劣势，其实那次谈话正对我胃口，也可叫作正中下怀，对我起到了鼓舞和打气的作用，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正在琢磨着求一点变化，求一次转移，求一个突破。”

能得到一个作家这样的反馈，真值得朱向前喝二两小酒消受消受。这种作家和批评家心有灵犀的感受，真称得上是双方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