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那年的冬天,李欣萌从南京回来之后,像被人在背后推了一把。
不是温柔的那种推,是那种你还在发呆、还在犹豫、还在想“要不就这样吧”的时候,有人从你身后猛地推了一下,让你踉跄着往前冲了好几步、差点摔倒、回头却看不到推你的人是谁的那种推。
她知道是谁推的——是那棵银杏树下赵楠说的那句“这不是你的错”,是她回到招待所后攥在手心里攥到变形的U盘,是李恩辰在校门口看到她时那个复杂得她读不懂但心脏已经替她解读了的表情,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在她十四岁的身体里引爆了一枚沉寂了许久的炸弹。
那枚炸弹的名字叫“我要去南京”。
不是“我想去”,是“我要去”。
这个“要”字跟“想”字的区别在于,“想”是一个念头,来了可以走,走了可以再来;“要”是一颗钉子,钉进去了就不会再拔出来,你只会把它钉得更深,钉到你骨头里,钉到你每一次呼吸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从那个冬天开始,她的成绩开始缓慢但坚定地往上爬。
不是突飞猛进的那种——她不是天才,做不到一夜之间从年级前二十跳到前五。
她的进步是一点一点的,像蚂蚁搬家,像水滴石穿,像一个人用一把小铲子一点一点地挖一条通往远方的隧道,头上是厚厚的地层,脚下是坚硬的岩石,她知道这条隧道很长,可能要挖好几年,但她不着急,因为她知道隧道的另一端通到哪里——南京,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
她每天多背十个单词,一个月就是三百个,一年就是三千六百个;每天多做一道数学题,一个月就是三十道,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道;每天多撑一个小时,一个月就是三十个小时,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小时。
她把“去南京”这个目标拆解成无数个微小的、可执行的、不会让人望而生畏的小任务,每天完成一点点,像在攒钱买一件很贵很贵的东西,知道要攒很久,但那件东西太值得了,值得她牺牲所有的娱乐、所有的休息、所有青春期女孩该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笑容。
初三毕业,她考上了本校高中。
这不算意外,她的成绩一直够得上这所全市最好的高中。
但她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在日记本上写的不是“考上了”,而是“还有三年”。
三年高中,然后大学。
她要在三年之后,拿着另一张录取通知书,坐上开往南京的火车。
这一次不是偷偷跑去的,是光明正大地去的,是以“南京大学新生”的身份去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来接、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你怎么来了”的。
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行字的时候,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侧脸照得像一幅用铅笔细细勾勒出来的素描——十四岁,下巴尖尖的,嘴唇抿着,眼神里有一种超出年龄的笃定,那种笃定不是天生的,是被一个叫“南京”的地方、一个叫“李恩辰”的人、一个叫“赵楠”的名字,一点一点地打磨出来的。
高一那年,她的成绩稳定在年级前二十。
老师在家长会上跟她妈妈说“这孩子很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妈妈回来转述给她听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我闺女真争气”的自豪。
她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她心里的重点大学只有一所——南京大学。
不是“之一”,是“唯一”。
她不是没有考虑过别的学校,复旦交大更好,但她不想去别的地方。
她要去的是南京,不是上海,因为南京有李恩辰。
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理由,因为这个理由说出来就不灵了,说出来就会被人当成笑话、当成不懂事、当成一个妹妹对哥哥的过度依恋,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足够有分量的、可以决定一个人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人生走向的理由。
但她知道,这个理由对她来说,比任何“学术声誉”“就业前景”“校园环境”都重要一万倍。
因为她是为他活着的。
这个事实她从五岁那年就有了模糊的感知,到十三岁那年彻底确认,到十四岁以后就再没有怀疑过。
为他活着,所以要去他在的地方。
这个逻辑简单到不需要解释,也残忍到不需要说明。
高一升高二的那个暑假,李恩辰回来了。
那是他大四前的暑假,再过一年他就要毕业了。
他一个人回来的,赵楠没有跟来。
吃饭的时候妈妈问起赵楠,他说赵楠在家准备考研,妈妈又说“你们俩感情稳定就好,等你们毕业了把事办了”,他笑了笑,没有接话,低头夹菜。
李欣萌坐在他对面,筷子停在半空中,听到“毕业了把事办了”这几个字的时候,手指僵了那么零点几秒,然后恢复了正常的动作,夹了一块排骨放进自己碗里,低头啃。
排骨炖得很烂,骨头一咬就碎了,她把碎骨吐出来的时候,舌头上沾了一层咸咸的肉汁,但那层咸味底下有一层苦味,不知道是肉汁的苦还是别的什么苦。
那天晚上,李恩辰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李欣萌从房间里出来倒水,经过客厅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然后端着水杯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了。
不是紧挨着坐的,隔了一个靠垫的距离。
她把水杯放在茶几上,假装在看电视,假装自己只是喝水喝到这里顺便坐一下,假装她没有在心里排练了整整一个下午才鼓起的勇气。
电视里在放什么她不知道,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旁边这个人身上——他穿着灰色的家居短裤和白色的T恤,头发比暑假开始时长了一些,刘海垂下来搭在眉骨上,侧脸的轮廓在电视的光线下忽明忽暗,像一幅被不断刷新、不断重绘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