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一那一年,李欣萌过得还算平静。
那时候大家刚从小学升上来,男生们大多还没开始蹿个子,声音还没变,脸上干干净净的没有胡子,心智还停留在“女生有什么用”的阶段,对“喜欢”这件事的理解最多也就是“那个女生挺好看的,我想跟她做朋友”,连“表白”这个词都觉得太隆重、太正式、太像电视剧里的东西。
他们觉得李欣萌好看,但也仅仅是觉得好看而已,就像觉得一幅画好看、一朵花好看一样,是一个客观事实的陈述,不需要后续的行动。
情书也有,偶尔会在抽屉里发现一封,折成方块的、三角形的、心形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措辞笨拙得可爱——“你很漂亮”“我们可以做朋友吗”“你的眼睛很好看”——她有时候会拆开来看,边看边笑,不是嘲笑,是真的觉得好玩,觉得这些跟她同龄的男孩子用一种她看来很孩子气的方式在表达一种她不太理解的感情,像看一群小动物在学跳舞,笨手笨脚的,但挺可爱的。
她看完之后会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信封,第二天托人还回去,附上一句“谢谢,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语气礼貌、温和、不伤人,像一个提前学会了成年人的社交礼仪的小孩,在对待她还不完全理解的事情时,选择了一种最安全、最不会出错的方式。
那时候的她还有余力笑,还有余力觉得“被喜欢”是一件不坏的事,还有余力在日记本里写“今天又收到一封情书,那个男生的字好丑,他把‘眼睛’写成了‘眼晴’,笑死我了”。
那时候她的心还是软的,还没有被什么东西彻底冻住,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肉,表面有一层薄霜,但底下还是红的、软的、能用手指按出印子来的。
变化发生在她初二从南京回来之后。
从南京回来的那个冬天,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不是在表面上——她的成绩没有下降,上课还是认真听讲,作业还是按时交,考试还是年级前二十,跟同学的日常交往也没有任何异常,该说话说话,该笑也会笑。
但那个“笑”不一样了,以前的笑是从心底里漾出来的,像泉水从地底涌上来,挡都挡不住;现在的笑是水面上的波纹,风来了它就动一下,风走了它就停了,风不吹的时候,那水面是平的,平的像一面镜子,照不出任何东西,也映不进任何东西。
她开始不再拆情书了。
不是故意不看,是提不起兴趣。
那些粉色的信纸、那些笨拙的措辞、那些“你很漂亮”“我喜欢你”之类的话,在南京之行以前是她眼里的“可爱”和“好笑”,在南京之行以后变成了一种跟她无关的、遥远的、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信号。
她坐在座位上,从抽屉里摸出那个没有署名的信封,看了一眼,放在桌角,放学的时候直接扔进了学校门口的垃圾桶。
动作很自然,没有任何犹豫和挣扎,像扔掉一个喝完的饮料瓶一样自然。
旁边一起走的同学问她“谁写的”,她说“不知道”,同学又问“你不看啊”,她说“不看”,语气淡得像白开水,没有温度,没有情绪,没有可供解读的任何信息。
那个同学后来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李欣萌好高冷啊,情书都不看一眼就扔了”,这话传了几轮,传到后来变成了“李欣萌把情书撕碎了甩在人家脸上”——没有的事,她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她只是不看,然后扔掉,不羞辱任何人,不给任何人难堪,她只是不做任何回应,因为任何回应都需要力气,而她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别的地方——用在每天晚上睡前把U盘里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上几遍,用在那枚刻着两个L的戒指从左手换到右手、从右手换回左手、最后还是套在中指上,用在每一次手机震动时心跳加速地去看是不是他的消息,用在每一次通话结束时那句“哥你早点睡”里藏着的、永远说不出口的“我想你”。
这些事已经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她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处理那些粉色的信纸了。
初二上学期的时候,情况变了。
男生们像约好了一样,在一个暑假的时间里集体蹿了个子,声音从稚嫩的童声变成了低沉或沙哑的少年音,嘴唇上方冒出了软软的绒毛,肩膀变宽了,喉结凸出来了,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发型,开始在校服里面穿自己挑选的卫衣,开始用“帅不帅”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
与此同时,他们对“喜欢”这个词的理解也从“那个女生挺好看的”进化到了一种更具体的、更带有指向性的、更让人心跳加速的东西。
他们不再满足于写信了,他们开始在课间的时候来三班的门口“路过”,开始在食堂里“偶遇”她,开始托人打听她的微信、她的生日、她喜欢什么、她讨厌什么、她有没有男朋友、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而李欣萌在这股忽然升温的关注中,像一块石头沉在沸腾的水底,周围的泡泡不停地往上冒,她一动不动,水温再高也煮不热她。
她变得更漂亮了。
这是所有同学——包括老师和家长——都公认的事实。
初二那年她十三岁多,身体像一株被春天催生了的植物,几乎是一夜之间抽出了新的枝条:个子又蹿了一截,已经长到了一米六六,在一群还没完全长开的初中生里显得格外修长;头发又黑又密,散下来的时候像一匹黑色的绸缎,扎起来的时候发尾会微微翘起一个俏皮的弧度;她的皮肤白得发光,不是那种病态的苍白,是一种透亮的、像上好的瓷器一样的白,阳光照在上面会有一种温润的反光,像月亮被谁擦亮了之后贴在脸上;她的五官在那个年纪已经开始褪去最后一丝属于孩子的圆钝,鼻梁挺直,眉骨的轮廓清晰而秀气,嘴唇不薄不厚,上唇的唇峰弧度优美得像用毛笔一笔画出来的,不涂唇膏也是淡淡的粉色,像被樱花浸过一样。
她走在走廊上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整条走廊都亮了几分——这不是夸张,是好几个同学在不同的场合里说过类似的话,“她走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有人开了灯”“她站在窗边的时候窗户外面那棵树都变好看了”。
这些赞誉没有让她开心,也没有让她不开心,她听到的时候只是“哦”一声,像听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天气预报,然后继续低头写作业,或者继续看着窗外出神,目光落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她的同学们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看不到她在看什么。
她在看的那个地方,叫南京。
她的眼睛穿过办公室的玻璃,穿过城市的天际线,穿过七百公里的距离,落在那个灰白色的、外立面严肃得像一个老教授的图书馆上,落在那棵金黄色的银杏树上,落在那双笑起来会弯成月牙的银框眼镜后面的眼睛上,落在那件深灰色羽绒服的背影上。
她的身体坐在教室里,她的灵魂早就飞走了,飞到了那个她只去过一次但已经把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盏路灯都刻进了骨头里的地方。
她回来之后,所有人都觉得她变了,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变了。
他们只知道那个初一时还会边看情书边笑的女孩,那个会礼貌地说“谢谢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的女孩,那个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让人觉得很温暖的女孩,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李欣萌——课间不离开座位,不主动跟人说话,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不给任何人靠近的机会。
她的课桌上永远摊着一本书,她在看书的时候会把头埋得很低,低到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像一堵用头发砌成的墙,把所有人挡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