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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家中的野蛮人（第1页）

移民家中的野蛮人

这一年，长雨季没有来。

那真是无比凄惨的经历，让每一个熬过这场大旱的农场主刻骨铭心。多年以后，即使他住在潮湿的北欧，早已远离非洲，但夜半被骤雨惊醒之际仍然会大声欢呼：“终于!终于下雨了!”

非洲的长雨季一般在三月最后一个星期来临，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雨季前夕，天气一天比一天燥热，仿佛欧洲大陆暴风雨前夕那样闷热，只是更强烈。

这时的草地已经像树皮一样枯干。与农场一河之隔的马塞人会在草地上放一把火，这是为了让雨季催生出更多的新草，有利于放牧。火焰升腾之际，草原上的空气也随之起舞，千百条闪着虹彩的烟柱从草丛中冉冉升起。田地上空热浪盘旋、焦味四溢，如同火炉里飘出来的烟气。

巨大的云团在旷野上空聚而复散；小雨淅淅沥沥，在远处的天边斜斜绘出一道浅蓝。整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念头。

黄昏日落之前，风景朝你身边汇聚过来，群山走近，泛着澄澈而幽深的青绿色，活力十足，意味深长。过几个钟头再出门，星星就已不见，夜风柔和深邃，充满福佑。

你会听见头上传来急遽增大的摩擦声，那是风刮过高高的森林——不是雨；你会听见有什么贴地而行，那是穿过灌木和高草的风——不是雨。你听见地面上窸窸窣窣的微响，那是穿过玉米田的风——那声音那么像雨，偶尔让你听入了神，仿佛从声音里获得了满足，仿佛翘首企盼的角色终于粉墨登场，但那仍旧不是雨。

等到大地像共鸣板一样发出低沉厚重的回响，世界的一切维度在你身边引吭高歌，天与地交相呼应——这才是雨!仿佛你久居内陆，如今终于返回汪洋之滨，仿佛你重新投入了恋人的怀抱。

但这一年，长雨季没有来。那感觉就像整个宇宙弃你而去。天气渐渐转凉，有些日子甚至很凛冽，但空气中一丝水汽都没有。一切又干又硬，仿佛全世界的生机与优雅都被抽走了。天气无所谓好坏，因为此时已没有天气可言，似乎一切都停摆了，雨季将无限期延宕下去。阴冷的风从头顶掠过，万物的色彩都已褪去，田野和森林的芬芳**然无存。从造物主膝下失宠的感觉压在你的心头。农场南面那片被火烧过的草原也丧失了生机，满目焦黑，散布着一条条灰白色的余烬。

每一天，我们都在徒劳地等待雨水，农场的前景和希望日渐黯淡，最终化为泡影。几个月以来的耕耘、锄草和栽种都成了愚蠢的努力。农场的各项工作都慢了下来，直到完全停滞。

平原和山丘间的水洼早已干涸，很多以前没见过的野鸭野鹅飞到农场里的池塘喝水。每个清晨和日落，斑马都会排着长队来到农场边界处的池塘喝水，每次总有两三百头。小马驹跟在母马身边，看我骑到队伍中间也不惊慌。但农场里的人还是尽量把它们都撵走，因为池塘的水位下降得很快，我们首先要保证农场牲畜有水喝。但池塘旁边的景色依然令人心旷神怡，泥淖里长出了灯芯草，像是满目灰败之中的一小块嫩绿色的补丁。

大旱当头，土著人变得沉默寡言。我们总觉得土著人懂得窥看天象的端倪，但究竟有没有落雨的希望，我从他们嘴里探听不出一个字。大旱也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从父亲那辈就听说过大旱之年牲畜损失十之八九的先例。土著人自留地的土地干涸龟裂，幸存的几株甘薯和玉米也都呈现出凋垂枯萎的姿态。

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学会了这种沉默的态度，不再把艰难时日挂在嘴边，像一个失宠的人对曾经蒙受的耻辱绝口不提。但我骨子里还是个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法像土著人那样逆来顺受。有些欧洲人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已经被同化了，但我还年轻，还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如果我不能在农场土路的烟尘或草原的浓烟中奔波，我就必须将富余出的能量集中投入某一件事情上。我开始在夜间写小说、童话和传奇故事，任思绪飘飞万里，徜徉于异国他乡和另外一个时代。

有位朋友常来农场小住，我就把自己写的故事讲给他听。

夜里，我站起身走出门，寒风扑面，清冷的夜空散布着千百万颗寒星，万物一片枯干。

起先我只在晚上写作，后来清晨也常常坐下来奋笔疾书。这个时候我本该到农场去的。但一出门就得面对很多难题，比如要不要翻耕玉米地、重新种一轮玉米苗？为了保护咖啡树，要不要把枯萎的浆果摘下来？哪个决定都不好做，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把它们拖了又拖。

我经常在餐厅写作，纸张铺得满桌都是。我一边写作，一边还得盘算农场的账目，回复农场经理那些令人沮丧的便条。仆人好奇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写书。他们认为这是我拯救农场的最后一搏，也都关心起来，经常向我打听书的进度。他们还会到餐厅里站着看我写作，一直看很久。餐厅墙上镶着暗色的木板，和他们的肤色差不多，晚上看过去，好像只有一件件白色长袍贴墙而立，默默陪伴着我。

我家的餐厅朝西开门，三扇狭长的窗子分别对着铺好的露台、草坪和森林。餐厅外面的斜坡一直通往河边，那是我的农场与马塞居留地的界河。从房间里看不到这条河，但河岸两侧长着高大的金合欢，排成一抹蜿蜒的深绿，从中可以看出河水的走势。河对面的地势再度升高，林木掩映，更远处就是翠绿的草原，一路延展到恩贡山脚下。

“如果我的信念之强足以移山，我只愿命令这座山走来我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餐厅的门在背风处，经常敞着，所以土著人很喜欢房子的西侧；他们经常绕道这里，时刻关注着房子里发生的一切。土著牧童也经常把羊群赶到房子周围的草地吃草。

这些土著小孩赶着父亲的山羊和绵羊在农场里游逛，为羊群寻找吃草的地方。我的屋舍象征着现代文明，屋外则是大荒野，而这群小牧童在二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我的仆人不太信任他们，不愿让他们进屋，但其实这些孩子对文明世界怀着淳朴真挚的热爱；他们一点也没觉得文明世界有什么危险，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转身跑回野地。而在他们眼中，文明的核心象征就是餐厅墙上那座德制老式咕咕钟[11]。在非洲高原上，钟表绝对是一件奢侈品。一年到头你都可以从太阳的位置推测时间，而且你也不用赶火车，农场的生活节奏可以安排得很随意，所以钟表就是无用之物。但这座钟非常精美，每逢整点，藏在一簇粉红玫瑰中间的小门就会弹开，一只布谷鸟探出身子，开始用清脆傲慢的嗓音报时。孩子们觉得这只鸟是个活物，每弹出一次，他们就欢呼雀跃一次，就像头一次见它报时一样。他们靠观看太阳的位置就能掐准自鸣钟报时的一刻，所以，每天正午十二点之前的一刻钟，我就能看到牧童们从四面八方走近我的房子，他们不敢把羊群留在身后，所以是赶着羊群一起过来的。牧童的小脑袋和羊的脑袋在灌木丛和林间的高草中时隐时现，仿佛池塘里载浮载沉的青蛙头。

他们把羊群留在草地上，赤着脚，无声无息地走进屋子。大一点的孩子也就十岁左右，最小的才两岁。他们很懂规矩，举手投足带着一种像煞有介事的仪式感，他们觉得只要不碰任何东西、不坐下，也不随便说话，就可以在房子里自由行动。布谷鸟朝他们冲出来之后，一阵狂喜的悸动传遍了这个小团体，牧童们爆发出一阵压抑的低笑。有一个年纪很小的牧童，对放羊这件事还不太有责任心，有时候大清早就会跑来我家，在悄无声息的自鸣钟前面久久伫立，对着紧闭的小门用吉库尤语慢慢唱着示爱的歌，唱完以后再一脸庄严地走出去。我的仆人都笑话这些土著牧童，偷偷对我说这些孩子太傻了，居然真以为布谷鸟是活的。

我的仆人也经常跑进屋来看我敲打字机。有时卡曼提夜里进来，在墙边一站就是一个钟头，睫毛下的眸子像两滴浓墨一样转来转去，似乎要把这架机器彻底看透，拆成零件，再重新组装起来。

一天夜里，我抬起头，与他深邃专注的眼神碰了个正着。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道：“姆萨布，您觉得自己能写出一本书吗？”

我表示自己也说不好。

想知道跟卡曼提聊天是什么感觉，你就得想象他的每句话前面都加上一个漫长的、欲言又止的停顿，仿佛每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土著人深谙停顿的艺术，不管讨论什么话题都显得意味深长。

眼下卡曼提就停顿了半天，说：“我觉得写不成。”

我实在找不到别人跟我讨论这本书，于是就搁了笔，问他为什么。我发现他肯定事先琢磨过这段对话，这次是有备而来。他一直背着手站在那儿，身后藏着《奥德赛》，现在他把这本书拿出来，放在桌上。

“姆萨布，您看，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从头到尾都结实地钉在一起，即使拿起来用力抖动也不会散架。写这本书的人非常聪明。但您写的书——”他的语气中既有责备，也有善意的怜悯，“都是散着的。有人忘了关门，它就被吹得到处都是，有时还掉到地上，惹您生气。我看这不会是一本好书。”

我向他解释说，在欧洲有人能把纸页都钉在一起。

“您的书也会像这本书一样沉吗？”卡曼提问道，一边掂着《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