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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小男孩（第1页）

土著小男孩

卡曼提是个吉库尤小男孩，我农场佃农的儿子。我很熟悉佃农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在农场里为我做事，也经常来我家房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觉得随时都有好玩儿的事发生。但卡曼提应该已经在农场里待了好几年，我一直没见过他。我猜他之前一定像个患病的小兽一样躲了起来。

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骑马横穿农场草地的途中。当时他在给族人放羊。他是你见过最可怜的小东西：头很大，身子瘦得怕人，肘弯和膝盖骨像树节一样支棱着，腿上全是溃烂的伤口，从大腿到脚跟淌着脓血。辽阔的草原衬得他格外矮小，让你从心底感到深深的震撼：这么多痛苦竟然能浓缩在这么一个小不点身上。我勒马和他说话，但他不回答，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的脸扁平瘦削、面色憔悴，但神态无比坚忍。他的双眼毫无光彩，死人一样暗淡，好像没几个星期活头了。你似乎已经看见秃鹫——那与死亡相伴的大鸟，正在苍白灼热的天空盘旋。我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来我家找我，我试试给他治腿。

每天早上九点到十点，我一般都在给农场的人们看病。名声传得很玄的江湖游医都不乏拥趸，我也一样。每天一到这个点，屋外就有病人候诊，少则三两个，多则十一二个。

吉库尤人安于命运的不测，所以习惯了迎接意外，这一点和白人很不相同。白人为保全自己不遗余力，尽量避免命运降下的横祸；而黑人一辈子都逃不出命运的掌心，也就坦然接受了。在某种意义上，命运之于黑人，是家园，是茅屋里熟悉的阴暗，是树根上的霉和藓。土著人对生命中的一切祸福安之若素。他在主人、医生或者上帝身上首先寻求的能力就是想象力。正是因为有这种渴求，非洲人和阿拉伯人才认为哈里发哈伦·拉希德[6]是君主中不二的典范，因为没人猜得到他下一刻会冒出什么奇思妙想，也猜不透他的行踪。非洲人说起上帝的口吻和《一千零一夜》或《约伯记》的最后一章一模一样，只有那种浩瀚无涯的想象力才能让非洲人由衷叹服。

而我在农场行医的名望也是拜这种特质所赐。我第一次到非洲是乘船而来，同船有一位很有名的德国科学家，那次是他第二十三次出国寻找昏睡病的疗法，随船带了一百多只小白鼠和豚鼠。他告诉我，给土著病人治病很不容易，不是因为他们胆子小——恰恰相反，土著人面临病痛或者大手术通常毫无惧色，却对规律性的诊疗和反复换药非常厌恶。这位伟大的德国医师对此百思不解。但等我真正了解土著人之后，我发现这个特点反而让我特别欣赏。他们那种对危险纯粹的热爱，诚可谓真正的勇气——那是子民对命运安排的悦纳，是尘世生灵对天堂谶语的应答。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的迂腐，如果落在书呆子手里，他们就会抑郁而终。

病人三五成群，蹲在我屋外的石阶上候诊。瘦骨嶙峋的老人咳起来撕心裂肺、眼泪汪汪；身形细长结实、口舌灵便的小伙子厮打得眼圈乌青、嘴角带伤；还有抱着孩子来看病的母亲，小孩发着高烧，像一朵枯萎的小花悬在母亲的颈间。我经常要治疗严重的烧伤，因为吉库尤人在茅屋里烧火，夜里就睡在火堆近旁，烧着的木条或者滚烫的木炭一旦坍落，多半就会灼伤皮肤。有时烧伤膏用光了，我就试着改用蜂蜜，结果疗效竟然很不错。石阶上的气氛活跃而悸动，很像欧洲的赌场，但在我踏出门口的那一刹那，叽叽喳喳的低语就会戛然而止，但寂静中蕴含着无尽可能，这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不过，土著人倒总是由着我选择先治哪个病人。

其实我只上过几节急救课，对医学知识所知甚少，但阴差阳错居然治好了几个人，从此行医的名望便传开了。虽然后来也犯了几次致命的大错，但丝毫无损于这种威望。

假如我能保证自己药到病除，谁知道求诊的人会不会减少？那时我肯定有了很高的声誉——俨然一位来自沃莱亚的杏林妙手，但这些土著人还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他们对上帝的了解来自旷日持久的大旱、夜里游**在草原上的雄狮；来自小孩独自在家时出没在屋舍附近的猎豹；也来自不知从何而起、经过之处寸草不留的飞蝗。不过，有时蝗群飞过玉米田却没有停留；有时春雨早而丰沛，田块和草原上繁花摇曳、庄稼茁壮——他们也从这些难以置信的狂喜时刻中了解了上帝。所以，一名来自沃莱亚的医生医术再怎么高超，也不能与生命中真正伟大的事物相提并论。

第一次遇见卡曼提的翌日清晨，我惊喜地发现他出现在了我的屋外。他依然带着濒死的面色，笔直地杵在那儿，离三四个病人稍微远一点儿，似乎他终究对人世还有一丝留恋，决心孤注一掷试试看。

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卡曼提是个模范病人，让他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从不出错。我让他每隔两三天来换一次药，他也能准时上门，农场的土著罕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治伤那么痛苦，他居然一声不吭地挺了过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坚毅的病人。我原本打算把他树立成一个榜样，宣传给其他病人，但我没这么做，因为这孩子身上还存在着一些特质，让我十分不安。

我极少遇见这样的野物，这样彻底与世隔绝的人。他对生活秉持着一种致命的消沉，对周围的一切生命闭紧心门。我可以从他嘴里撬出答案，但他从来不肯主动开口，也不抬眼看我。卡曼提不会同情别人，听到别的孩子清洗包扎伤口的哭闹，他从来不正眼观看，反而报以低低的嗤笑，笑声里有一种轻蔑，因为他尝过更大的痛苦。他不愿与这个世界再有任何接触，因为他尝过那种滋味，实在太过残酷。面对痛苦，他的灵魂迸发出一种刚毅，仿佛久经沙场的战士。没有什么灾祸能令他惊慌失措，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处事方式早让他准备好迎接一切艰难苦厄。

这一切汇聚成了一种恢宏的气度，令人想到普罗米修斯的信仰宣言[7]：“痛苦是我的本分，狠毒是你们的天性；来折磨我吧，我不在乎!”“啊!尽你的狠心去做吧，你本来就是无所不能的!”但这种气度表现在如此瘦小的身躯上，就令人格外心疼。我想，如果上帝见到这样一个小孩拥有如此恢宏的心态，他又会作何感想？

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起他第一次正视我的双眼，主动跟我说话的样子。那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短了，我放弃了最初的疗法，打算另辟蹊径，试试医书上的热敷法。但我急于求成，把药膏烤得太烫了。我把它贴到卡曼提腿上，隔着敷料拍打，这时卡曼提向我投来深深的一瞥，说道：“姆萨布[8]。”土著人用这个印地语词汇称呼白人女性，但发音和含义都略有改动，把它变成了一个非洲词汇。它在卡曼提口中既是呼救，也是警告，仿佛一位诤友在规劝你别做傻事。后来我一想起这一幕，心中就满怀希望。我太想治好他的病，反而没控制好药膏的温度，真对不住他。但我也十分欣慰，因为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与这个野物一般的男孩心灵相通的第一道曙光。这个坚强的受难者，从不奢望未来可以免于痛苦，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痛苦竟然来自我。

可惜我给卡曼提治疗的效果并不乐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反反复复清洗和包扎他腿上的创口，但终究力有不逮，确实偶尔能治好几处溃疡，但很快又会有新创**发。最后，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长老会的医院看病。

这个决定一度让卡曼提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它蕴含了太多吉凶未卜的可能，足以让卡曼提心生波澜——他不想去。虽然他的个人经历和处事方式决定了他几乎不会抗拒任何事物，但当我驱车带他来到教会，领他踏入医院大楼的长廊，他身处全然陌生和神秘的环境之中，不禁浑身发抖。

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堂在我家西北方十二英里开外，比农场的海拔高五百英尺；法国天主教堂在农场以东十英里之外的平原上，比农场低五百英尺。我本身对这两个教会并不亲近，但和两方的私交都不错，为双方彼此对立的状态感到遗憾。

法国神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和法拉经常会在周日的早晨一起骑马到教堂里听神父做弥撒，一方面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法语，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农场到教堂的这段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这段路很长，要穿过林业部以前的金合欢种植园。清晨时分，金合欢树散发出浓郁的松木芬芳，让人精神一振。

不管走到哪儿，罗马天主教会都能把自己独特的气质带到当地，这一点实在令人大为叹服。这座教堂由法国神父亲手规划，在当地土著信众的帮助下一砖一瓦搭建而成，所以很有自矜的理由。这里有殖民地历史最悠久的咖啡种植园，多年来经营有方，一切井井有条。灰色的大教堂就坐落在咖啡园正中央，设计非常精致，顶上有一个钟楼，下面是宽敞的院落，教堂周围有精美的阳台和石阶。庭院两边分别是穹顶高悬的餐厅和女修道院，下游的河畔矗立着学校和咖啡加工厂。教堂的主路前方还有一座灰色的石拱桥，策马登桥四望，石拱桥在周围景致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匀整美丽，俨然瑞士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的乡间风景。

做完了弥撒，友善的神父会等在教堂门口，邀我到庭院对面宽敞凉爽的餐厅里小酌一杯。我们在那里谈天说地。你能从神父口中听到殖民地各处的新闻，连最偏远的角落也不例外。他们也会借着热烈欢快的氛围从你嘴里套出你知道的一切消息，法国神父都蓄着浓密的长胡子，简直像一群毛茸茸的棕色蜜蜂缠着一朵花采蜜。不过，虽然他们钟情于殖民地的生活，但骨子里还是背井离乡的法国人，只是因为甘愿服从一种神秘的高级存在的驱策，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如果没有这种未知的权威，他们根本不会出现在这儿，不会有这栋灰石建造的教堂，不会有钟楼、拱顶和学校，不管是整洁的咖啡种植园还是整个传教团都将不复存在。只要遣调回国的一纸文书抵达，他们就会立刻把殖民地的事务抛到脑后，一溜烟跑回巴黎。

我在教堂和餐厅里盘桓的时候，法拉一直牵着两匹小马在外面等候。返回农场的途中，他常常注意到我情绪高涨。法拉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但他很尊重我的信仰，知道饮酒也像做弥撒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仪式。

法国神父有时也会骑着摩托车来农场吃午餐，席间会给我讲拉封丹的《寓言》，还会为我如何打理咖啡园出谋划策。

但我和苏格兰教会的人就没这么熟了。那里的视野非常开阔，登高远望，吉库尤居留地的风景尽收眼底。但教会的人却有种眼光昏聩的感觉。苏格兰天主教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土著人都穿上欧式服装，但我觉得这番努力不管怎么看都毫无意义。不过他们麾下有一间挺不错的医院，我在非洲那段时间，医院的负责人是一位仁心妙手的精神科医生，名叫亚瑟，他和手下的医护人员救了农场很多人的性命。

卡曼提在教会医院住了三个月，这期间我们只见过一面。当时我正骑马前往吉库尤火车站，中途有一段路要绕经医院的操场，我就在那儿看到了卡曼提。他独自站在一边，离最近的病友也有几步远。那时他的腿伤已经好多了，甚至可以跑上几步。他一看见我，就往围栏边上凑过来，像小马驹一样，一言不发地追着我小步奔跑起来，目光一直追随着我**那匹小马。在操场拐角处，他不得不停下步子，而我一边继续前行，一边回头张望。只见他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高昂着头，凝视着我的背影，像一只小马驹目送我骑马离开。我朝他挥了几次手，第一次他完全没回应，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了一只手，像抽水机的摇柄一样笔直地竖在空中。不过他只举了这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