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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大件（第1页）

日头落下西边的树梢，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橘红色的霞光，像个害羞姑娘脸上的红晕，慢慢地、不舍地褪去。村子里，炊烟次第升起，袅袅娜娜的，在渐暗的天空下画出淡淡的灰色痕迹。空气里飘着晚饭的香味，混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不知谁家传来母亲唤孩子回家吃饭的悠长喊声，夹杂着几声零星的狗吠。

晚晚牵着小栋的手，另一只手拎着两个自家钉的小板凳，正往村东头的王老四家走去。小栋今年四岁了，走路已经很稳当，穿着大嫂用碎花布给他做的小褂子，头上剃得光光的，露出圆圆的脑壳，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此刻正眼巴巴地看着晚晚，小声催促：“小姑，快点，快点，动画片要开始啦！”

“别急，来得及。”晚晚笑着捏了捏侄儿肉乎乎的小手。自从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在王老四家（他家儿子在城里工作，条件好，最早买的），每个夏天的傍晚，只要天气好，他家院子就成了半个村的“露天电影院”。大人孩子，端着饭碗的，摇着蒲扇的，拎着板凳的，早早地聚拢过去，就为看那小小的、闪着雪花的屏幕上演的节目。小栋最爱看的就是晚上六点多那档动画片，《大闹天宫》或者《小蝌蚪找妈妈》，百看不厌。

晚晚自己也喜欢看。新闻联播里那些遥远的大事，电视剧里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都透过这方小小的屏幕，为她打开了一扇看向外面世界的窗。但她更记得，前两年，爹在饭桌上第一次提起“要不……咱家也攒钱买一台”时，全家人眼里闪过的亮光，以及随后算账时的那点窘迫和更强烈的决心。

那还是1980年秋天，家里刚分田不久，虽然有了点余粮钱，但要还三哥上学欠的债，要买耕牛，大嫂还想要台锁边机……电视机，那四百多块的“大件”，被排在了愿望清单的最后面。

这一排，就是将近两年。

这两年，家里的日子就像地里的庄稼，在全家人的汗水浇灌下，一天天拔节，抽穗，渐渐变得沉甸甸、金灿灿。地里的收成一年好过一年，爹开拖拉机给人犁地挣些外快，大哥在厂里成了骨干，工资也涨了些，二哥的木匠手艺越来越出名，接的活不断，大嫂的裁缝摊更是从赶集日出摊，发展到了在公社租下了一个固定的小门脸，挂上了“红梅裁缝铺”的牌子，锁边机“嗒嗒嗒”的声音，成了家里最常听见的、代表进项的欢快乐曲。

家里的账本是娘王秀英在管，一个厚厚的、封皮磨损的笔记本。每一笔收入，哪怕是一毛两毛，她都工工整整记上；每一笔开销，哪怕是买盐打醋，她也清清楚楚。晚晚有时帮娘算账，看着那数字一点点增加，从还清外债后的几十块，到一百多，两百多……心里也跟着一点点踏实、亮堂起来。她知道，全家人省吃俭用，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都是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把日子过得更好，把那些曾经的“奢望”一个个变成现实。

就在前几天，秋粮入仓，结算了卖粮的钱，加上二哥刚结清的一笔家具工钱，和大嫂这个月交到娘手里的铺子盈利，晚饭后，一家人又坐在了堂屋的煤油灯下。这次的气氛，和两年前那次讨论“余钱”投向时完全不同。那时是憧憬中带着小心翼翼的权衡，现在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笃定的喜悦。

王秀英拿出那个磨得发亮的笔记本，翻到最后，用指尖点着最后那个数字，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但更多的是自豪：“他爹，向东，红梅，向西，晚晚，你们看，咱家现在，存折上，加上手头的现钱，统共有这个数了。”她没念出来，只是把本子转过去，让围坐的每个人都看清楚。

晚晚凑过去，煤油灯光下，那个用蓝黑墨水写得工工整整的数字跳入眼帘：五百二十七元六角八分。

五百多块！晚晚心里轻轻“呀”了一声。她知道家里这两年攒了些钱，但没想到，不知不觉间，已经攒了这么多了！这在那时的农村，绝对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林建国吧嗒了一口旱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袅袅升起。他看着那个数字，黝黑的脸上皱纹舒展，眼睛里闪着光。他没立刻说话，只是又深深吸了一口烟。

林向东搓着手，脸上是憨厚的笑：“爹，娘，我看……是时候了吧？”

赵红梅也抿嘴笑着，看向公婆。林向西挠挠头，憨憨地说：“我听爹娘的。”

小栋听不懂大人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气氛很好，趴在晚晚膝盖上玩她衣服上的扣子。

晚晚的心怦怦跳起来，她看看爹，又看看娘，再看看哥哥嫂子们，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在她心里雀跃。

王秀英合上账本，看向林建国：“他爹，你说呢？”

林建国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透着当家人拍板的坚定：“我看，是时候了。两年前咱就想的事，该办了。明天，向东你就去厂里问问，看谁有门路，能托人从省城捎一台回来。要好的，牌子响的。”

“哎！”林向东响亮地应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买！买电视！”小栋虽然不懂，但听到“电视”两个字，立刻拍着小手欢呼起来。

晚晚也笑了，心里像是有一朵花，啪地一下绽开了。她知道，家里的“大件”——那台盼望了许久的电视机，真的要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家小院里弥漫着一种隐秘而兴奋的期待。林向东第二天就去厂里打听了，他一个要好的同事，有个亲戚在省城的五金交电公司上班，答应帮忙。牌子选了口碑很好的“牡丹”牌，14寸黑白，比最初想的12寸还大些，价格要四百六十块，外加工业券和一点“辛苦费”。林建国和王秀英二话没说，点头应下。钱，是王秀英亲自用手绢包了好几层，又仔细塞进林向东贴身的衣服内兜里的，反复叮嘱他路上小心。

等待的日子显得格外漫长。小栋每天都要问好几遍：“爹，电视机啥时候来呀？”晚晚放学回家，第一眼也是先看堂屋里有没有多出个大纸箱子。

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林向东骑着厂里的三轮摩托车回来了。车斗里，放着一个用绳子固定好的、糊着牛皮纸的方正正的大纸箱，上面印着“牡丹牌电视机”和简单的图案。

“来了！来了！电视机来了！”在门口玩泥巴的小栋第一个看见，扯着嗓子朝屋里喊，然后像颗小炮弹似的冲了过去。

这一嗓子，把全家人都喊了出来。王秀英在围裙上擦着手，林建国放下手里的活计，赵红梅从裁缝铺里探出头，林向西也从木匠棚里快步走出来。晚晚正在屋里写作业，闻声也放下笔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