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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家室索隐（第2页）

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

诗当作于天宝八年的夏天，伯禽又大了两岁。作父亲的人悬想到他“应驾小车骑白羊”，看来应该有十三、四岁的光景了。没有提到长女平阳，封建时代已经长大了的姑娘是不好轻易见客的。

把上面几首诗综合起来，再参照以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所述，可以比较正确地了解到李白在开元年间到天宝初年的家室情况。

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

——魏颢《李翰林集序》

魏颢的序文，夺误颇多，很难属读。单是这一小节便有不少的问题。既言许氏“生一女一男”，而接着却只标出一个“明月奴”的名字。“明月奴”很明显地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男孩子的名字。因此“一男”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刊本或作“二男”，更谬。除去“一男”二字，即“白始娶于许，生一女，曰明月奴”，文字便毫无问题了。

“女既嫁而卒”也不知所云。魏颢与李白的相遇是在天宝十三年，序文之作是李白长流夜郎途中的乾元元年。如谓平阳既嫁而许氏卒，则在平阳未嫁之前而许氏早就不在了。如谓平阳既嫁而平阳卒，这应该是后来的事。但我们明确地知道，李白以至德二年（757）在寻阳狱中所作的《百忧章》里面有“草掷二孩”句，可见当时平阳尚未嫁。平阳嫁于何时，甚至是否曾经出嫁，都不得而知。卒于何时更不得而知。论理父亲在监狱或流窜期中，没有母亲的女儿是不会轻易出嫁的。故“女既嫁而卒”，应该是“女既笄而卒”，古者女子十五曰及笄，应该是平阳在十五岁时或者将近十五岁时，而许氏去世了。因许氏去世，所以才“又合于刘”。这样才能顺理成章。李白与许氏结合是在开元十五年，平阳比伯禽要高一头地，看来她即生于开元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待她及笄或将近及笄，则为开元二十八或二十九年。我拟定许氏之卒在开元二十八年的年末。她是移家东鲁之后去世的。移家东鲁在开元二十四年，伯禽之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与长姐平阳相差十岁。因有长姐带领小弟，故天宝年间李白才能长期在外漫游，然而是经常在思念着他们的。这样的定年才可以合情合理。

“又合于刘，刘诀”。这位刘氏可能是李白在天宝元年游江东时的结合，结合不久便离异了，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所大骂的“会稽愚妇”应该就是这个刘氏。这个刘氏是不安于室的，李白有《雪谗诗赠友人》一首可证。诗中也在大骂妇人：“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彊彊；彼妇人之**昏，不如鹑之奔奔；坦**君子，无悦簧言！”前人以为骂的是杨贵妃，显然是臆解。诗中虽然提到妲己、褒姒、吕后、秦始皇的母亲，但转语是“万乘尚尔，匹夫何伤？”是侧重在“匹夫”，而非侧重在皇室。可以推想到那位刘氏与李白离异后，曾向李白的“友人”处播弄是非，故李白乃“雪谗”自辩。事情是明白如火的。

“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这位无名氏的鲁妇人，看来是出于魏颢的误会。魏颢自号为王屋山人，他是李白的崇拜者，在天宝十三年曾经从王屋山（在山西阳城县西南）到东鲁去访问李白，不遇，便南下追寻。他本人游遍了浙江，归途在扬州才同李白见了面。故他对于李白家室的叙述，有的是根据李白的口授，有的是出于他的推测。所谓“生子曰颇黎”，其实就是伯禽。伯与颇，音相近。禽字由黎字的音推测，应该本作“离”。伯离即颇黎，被后人误为了伯禽。“伯禽”本是西周初年周公旦的长子鲁公的名号，李白何至以古人的名字来名自己的幼儿？然伯离一千多年来已误为“伯禽”，我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了。无名氏的鲁妇人可能是李白友人的眷属（如“竹溪六逸”中除李白而外的任何一位），是李白拜托她来照拂自己的儿女的，被魏颢误会为李白的夫人了。

“终娶于宋”。“宋”字是“宗”字的错误，前人已言及。李白的最后一位夫人是宗楚客的孙女，有《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可证。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

一回日月顾，三入凤皇池。失势青门旁，种瓜复几时？

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

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

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拙妻莫耶剑，及此二龙随。

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白帝（城）晓猿断，黄牛（峡）过客迟。遥瞻明月峡，西去益相思。

“娲皇”指武则天。宗楚客是武后的从姐子。兄弟三人（秦客、楚客、晋卿）都被重用。曾因贪赃，同被流窜岭南。秦客在岭南病死，楚客与晋卿遇赦（“一回日月顾”）。楚客在武后与中宗时代曾经三次拜相（“三入凤皇池”）。后因韦后搞宫廷政变，谋害了唐中宗，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起兵把韦后杀了。同时也杀了宗楚客和晋卿，因为他们迹附韦后。但从诗里看来，宗家不久又恢复了名誉。所谓“失势青门旁，种瓜复几时？”便是借用秦东陵侯邵平的故事来喻宗家的遭遇，邵平因秦亡而曾种瓜青门外。但宗家的失势并没有多久。这和同时被李隆基斩杀了的上官昭容的遭遇相仿佛。李隆基杀了她，不久却令宰相张说（悦）为她编集作序，在序中极力加以赞扬。

李白和宗氏的结合，时期估计当在天宝三年（744），地点当在梁园（河南开封）。于时是在李白“空名动京师”之后，而宗氏则已“失势去西秦”（《自代内赠》）。梁园是宗氏的寓居，李白也说他自己“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雄》），可见他在梁园也有家，往来于此，累十年之久。宗璟是李白的妻弟，长流夜郎时，水程送了他一千里。夜郎在今贵州遵义附近，但李白是由长江溯流而上，到了巫峡遇赦，并不曾到达遵义，可知“乌江”不是贵州境内的乌江。注家王琦以为寻阳江，则宗璟的湍波千里远送，可见是从黄河流域远道赶来的。

永王失败时，李白逃奔至寻阳，即被囚系于寻阳狱中。夫人宗氏曾经为他奔走营救。《在寻阳非所寄内》（“非所”即监狱）一诗中说得很清楚，“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那时宗氏寄居在豫章（南昌），闻难奔赴寻阳营救，途中要翻过峻险的吴章岭。崎岖道上的奔波，极类蔡文姬营救董祀时的心情。“曹公”指的是江南宣慰大使崔涣，或者是御史中丞宋若思。崔、宋二人都曾替李白昭雪，故李白以曹操相比拟。特别是宋若思，他把李白从狱中释放了出来，还让他参加了他的幕府。李白是很感激的，有诗纪其事，诗题云《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诗赠之》。看来宗氏的奔走也和蔡文姬一样产生了效果。宋若思还向朝廷推荐李白，“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见李白集中所谓《为宋中丞自荐表》）但朝廷不仅没有批准，反而追究了李白的“罪行”，长流夜郎。这就是《别宗璟》诗里面所说的“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了。刚从狱里释放出来，却又不得不长流夜郎，李白的悲愤是可以想见的。

宗氏和李白有相同的信仰，她也是信仰道教的人。李白有《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诗有序：“白久在庐（江）、霍（山），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岩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兼书（同读道书）共游，因有此赠。”诗题和诗序不相应，序只言有意应邀，诗题却是已经到了山居，题诗壁上。看来，诗题是后人误加的，诗序即是诗的长题。这诗，注家多以为作于天宝九年，大抵近是。于时李白的神仙迷信还非常浓厚，元丹丘是他亲密的道友，他竟想举家隐遁，和元丹丘同读道书，一道学仙。值得注意的是诗的末尾四句：

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

“拙妻”自然是宗氏，“娇女”是平阳。照上述的估计，这时平阳已经有二十二、三岁了，受了她父亲的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她也在梦想乘鸾驾鹤了。在这首诗里面，诗人的情趣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像在《南陵别儿童入京》里面那样，大骂“会稽愚妇”；也不像在《寄东鲁二稚子》里面那样，深叹“抚背谁怜”。他是把妻女并提，而且准备全家修道，当然连儿子伯禽也是包含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无疑是因为他认为宗氏和前妻的子女能和睦相处。

白有《秋浦寄内》诗，有句云“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余”。这个“家”不是指东鲁的家，是指梁园的家。宗氏是寄居在梁园的，故又云：“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有客自梁苑（园），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李白是以天宝十二年秋离梁园南下，“三年”了，诗当作于天宝十四年。又有《自代内赠》一诗，不一定是李白的代作，唐代妇女能诗的人不少。诗云：“估客发大楼（山名），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存旧管弦，凄清闻四邻。”《秋浦寄内》便是回答这首诗的。由种种迹象看来，李白在写了《秋浦寄内》之后不久，在天宝十四年的冬季曾经回过梁园。适逢其会，遇到安禄山的叛变，洛阳陷没，潼关阻塞，因而匆匆地改变胡装，和宗氏南窜。连留在东鲁的一对儿女都顾不及了。有《奔亡道中五首》便是这时的纪事。这五首诗，前人均以为作于至德二年（757）永王失败之后，与《南奔书怀》同时，内容与情调全不相属。姑且举出第四首以示例：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

这有丝毫的迹象，表现出江南情景吗？此外，如《扶风豪士歌》的“我亦东奔向吴国”，《猛虎行》的“窜身南国避胡尘”，《赠武十七谔》的“爱子隔东鲁，……千里阻同奔”等语，如李白不曾于天宝十四年冬初北返梁园，这些奔窜的情迹是无法说明的。但反过来，也就是李白于天宝十四年冬初确曾回过梁园，遇安禄山之乱而苍黄南奔。到达江南已是天宝十五年的春天了。他和宗氏，先在江南流寓过一些地方，最后上了庐山。

在这里，最适宜于《别内赴征三首》七绝的叙述。

（其一）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

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

（其二）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其三）翡翠为楼金作梯，卷帘愁坐待鸣鸡。

夜泣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

这三首诗，前面曾提到注家都以为天宝元年应唐玄宗征召、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同时所作，那是完全弄错了。不仅诗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讲不通；因此，也有人说《别内赴征》是伪作。其实这三首诗是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应永王璘的征聘时所作的。李白有《与贾少公书》，说到了“王命三征”的实际。

白绵疾疲茶，长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

“中原横溃”显然是指安禄山的叛变，当时东西二京都陷没了，正是安禄山的毒焰不可一世的时候。“大总元戎”显然是指永王璘东巡。故“王命崇重，……辟书三至”，不就是“王命三征”的实际吗？把历史背景弄清楚了，诗意便可以豁然贯通了。

永王东巡事，《唐书·永王璘传》叙述得相当扼要：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馀如故。（案：开元十三年封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