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子和狗娃干完活就走了。大壮也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门槛上,没说啥,扭头跑了。
我捡起来一看,是一把新锁。铁打的,沉甸甸的,配着两把钥匙。
我把钥匙递给阿玉一把,自己留一把。
“往后这就是咱俩的地儿了,”我说,“你想来就来,住这儿也行。”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
然后眼眶慢慢红了。不是哭,是那种说不出来的红。
她扑过来,抱住我。
我抱着她,轻轻拍她的背。
“傻丫头。”
她闷闷的声音从胸口传出来:“……不傻。”
我笑了。
下午我们去河边挑水。庙里没有井,吃水得到村东头的井里挑。我挑了两趟,把水缸灌满了。水缸是杨婶子让大壮搬来的,不大,但够两个人用。
阿玉把新买的棉被铺在干草上,把那床旧褥子叠好当枕头。又把那几件衣裳叠好放进木箱子里,把鞋摆在床边,一双挨一双,整整齐齐的。
她站在屋子中间,转了一圈,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窗户纸白亮亮的,灶台光光的,水缸满满的,干草厚厚的,棉被软软的。墙上挂着一串红辣椒,是杨婶子给的。窗台上放着那对胖喜鹊窗花的边角料,阿玉舍不得扔,叠成小方块收起来了。
“像新房。”她说。
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正蹲在灶台前头试火,听见这话,手一顿。
“阿玉。”
“嗯?”
“等我攒够了钱,给你扯一身新衣裳,红的。”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有细细的声音,像蚊子叫。
“姐,你说的。”
“我说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庙里吃的第一顿饭。灶是新盘的,锅是杨婶子借的,米是从她家舀的。阿玉熬了一锅粥,切了一盘咸菜,又蒸了几个红薯。
粥有点糊了,锅底粘了一层,但吃着还是香的。
她坐在我对面,端着碗,小口小口地喝粥。火光映在她脸上,一跳一跳的。她的睫毛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像两把小扇子,在眼下投了一小片阴影。
我忽然想起来,她今年十七了。
我来这个村的时候,她十二。那时候她还是个黄毛丫头,瘦得跟猴似的,跟在大壮后头满村跑。五年了,她长高了一大截,眉眼也长开了,但看人的时候还是那样——亮亮的,软软的,像春天的河水。
“你看啥?”她抬头,发现我在看她,脸又红了。
“看你。”
“有啥好看的。”
“好看。”
她低下头,把碗举高了,挡住半张脸。但耳朵根红红的,藏不住。
吃完饭,我洗碗,她烧水。水烧好了,她拿木盆打了半盆水,兑了凉的,试了试温度,端到我面前。
“洗脚。”
“我自己来。”
“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