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了一会儿,点点头:“也行。那庙虽说是庙,早没人管了。你收拾收拾,比在……比在外头强。”她没说“比在家强”,但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她又想了想,说:“缺什么你跟我说,家里有旧家什,你尽管拿。”
大壮在旁边闷声说:“我帮你。”
阿玉坐在我旁边,一直拿眼睛看我。我转头看她,她就低下头,过一会儿又抬起来。她的眼睛还是红的,但嘴角已经翘起来了。
晚上阿玉非要我睡她屋。
杨婶子把大壮撵到堂屋打地铺,把里屋让给我和阿玉。炕烧得热热的,被子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杨婶子特意抱出去晒了一整天。枕头上绣着一对鸳鸯,针脚已经有些松了,是杨婶子当年出嫁时的陪嫁。
躺下之后,屋里黑漆漆的。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只有灶房里透出一点点光,从门帘底下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
她挨着我,一只手攥着我的袖子。
“怕你走。”她轻轻说。
“我不走,过年呢。”
“那过了年呢?”
我侧过身,在黑暗里看着她。看不清脸,只看见一双眼睛,亮亮的,像两粒星星。她眨了一下眼,那两粒星星就灭了,又重新亮起来。
“过了年我还回来,每个月都回来。等攒够了钱,就不去镇上了,在村里找个活,天天陪着你。”
“找啥活?”
“种地也行。我爹当年还留了二亩地,在我叔手里,到时候要回来。”
她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往我身边又拱了拱,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她的鼻尖凉凉的,呼吸喷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姐,你说话算话。”
“算话。”
“你发誓。”
我愣了一下。她从来没让我发过誓。
“我发誓。”我说。
她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头慢慢松开我的袖子,又慢慢攥紧。
“姐,”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你在镇上……有没有想我?”
“想了。”
“天天想?”
“天天想。干活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想。想你想得睡不着。”
她在我肩膀上轻轻蹭了蹭,像猫。
“我也是。”她说。
那天晚上她说了好多话。说杨婶子的腰又不好了,下雨天就疼;说大壮跟村里的孩子打架,把人家的鼻子打出血了,杨婶子赔了人家二十个鸡蛋;说她学会了纳鞋底,一天能纳一双,就是手疼;说她每天晚上都要去破庙看一眼,把干草铺铺平,怕潮了。
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最后变成了均匀的呼吸。
她睡着了。手还攥着我的袖子。
第二天一早,大壮扛着锄头铁锨来了。后头还跟着两个半大小子,一个叫栓子,一个叫狗娃,都是村里的。栓子扛着一捆稻草,狗娃提着一桶石灰。
“哥,他俩来帮忙。”大壮说。
栓子嘿嘿笑:“玉嫂子让我们来的。”
我看了阿玉一眼。她正从院里出来,端着一盆浆子——用面和水熬的,糊窗户用。听见栓子说“玉嫂子”,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端着盆快步走进庙里。
我们先上屋顶补窟窿。庙不大,窟窿倒不少,大大小小七八个。最大的那个在屋脊旁边,能看见天了,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大壮和栓子在屋顶上铺稻草、糊泥巴,我和狗娃在底下递瓦片递泥巴。狗娃才十三,瘦得像猴,但手脚利索,跑上跑下的,不嫌累。
阿玉也跟着帮忙,把干草拢到墙角,拿扫帚扫地,把香案上的灰擦了。香案是石头垒的,上头供过什么神早没人记得了,但石头结实,擦干净了能当桌子用。她把那匹蓝底白花布铺在香案上,比了比,大了些,就拿剪刀裁,裁完了又拿针线锁边,锁得齐齐整整的。
窗户纸是新糊的。我把旧纸撕掉,拿木条把窗框加固了一遍,再把新纸一张一张糊上去。纸是杨婶子从镇上捎回来的,白亮亮的,糊上去之后,庙里亮堂了许多。阿玉在窗户纸上贴了一对窗花,是大红纸剪的,剪的是喜鹊登梅。她说是在镇上跟人学的,学了三天才学会。那喜鹊剪得胖乎乎的,梅花倒是精巧,一朵一朵,连花蕊都剪出来了。
灶台是新盘的。原来的灶台塌了半边,大壮把碎砖清掉,重新垒了一个。和泥、砌砖、抹平,干了大半天。大壮干活跟他爹一个样,不吭声,闷头干,手上的泥抹得光光的,比抹墙的匠人还仔细。灶台盘好之后,我烧了一把火试了试,烟往烟囱走,不往屋里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