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在国道上跑了不到十分钟,双哥凑过来,嘴巴贴着我耳朵,声音被风撕的断断续续。“秋姐的人堵的,四个,开的银色皇冠。”他说的简短。车被拦下来之后对方没动手,两个人站在车门两侧,另外两个在后面的车里没下来。收了车钥匙,搜走手机,把他带到甘蔗地旁边一个废弃的看水棚里,锁上门,走了。全程没人问他一句话。连名字都没问。“他们不在乎我,”双哥的声音压的很低,“就是把我摘出来放一边,等着用完再还回去。”我没回头,眼睛盯着前面的路面。国道上这个时间车少,偶尔一辆拉甘蔗的大货轰鸣的迎面过去,车灯扫过来的时候我眯了一下眼,余光往后视镜里扫。白色面包车还在。三百米,不多不少。我过弯它过弯,我提速它提速。双哥拍了拍我右肩,拍了两下,意思是后面有车。我在一个岔路口捏了刹车,速度降到二十码。面包车的车灯也暗了一档,减速跟着,不超,不贴,不闪灯。绳子拴着呢。铜锣把院门打开让我走,但没解绳子。前面出现一个加油站。两台加油机,一间铁皮搭的小卖部,顶上竖着中国石化的红色招牌,灯箱坏了半边,只亮着一个化字。我把摩托车停在加油岛旁边。双哥下车,两条腿站在地上晃了一下才稳住,蹲下去缓了几秒。一夜没吃东西,人扛不住。小卖部里有座机。我走进去跟老板说打个电话,老板从躺椅上撑起半个身子看了我一眼,下巴朝柜台上的电话点了一下,又躺回去了。拨苏以沫店里的号码。响了八声。接电话的是红姐。声音很轻,气息压着,那种怕吵醒旁边人的说话方式。她说姐姐和小七、小禾都在里屋睡了,她一个人在前面守着,睡不着。我没解释。没时间,也没法在电话里说。“今天一整天不要出门,谁来都不开。”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三秒不算长,但我能听见她呼吸的节奏变了,从平稳的变成浅的、快的,又被她自己按回去了。“知道了。”三个字,挂了。我把听筒放回去的时候手心全是汗,在裤子上擦了一把,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郑恺南,省缉私局副处长。翻到背面,阿鬼写的传呼号码旁边有一个铅笔画的小记号。圆圈,里面一个叉。画的很小,不注意根本看不见。这个记号我见过。饼干盒里第二张软盘的加密标注上,同样的符号,标在一笔四百七十万的资金流向旁边。那笔钱从汕头的一个账户出去,经过三层中转,最后落进了一家深圳注册的咨询公司。阿鬼在给这笔钱画重点,圈叉的意思是终点,或者这个人。四百七十万最后流向了郑恺南。我把名片揣回口袋,走出小卖部。双哥靠在加油机旁边等我,嘴角的擦伤在晨光里看的更清楚了,下唇的皮翻着,血干了之后颜色发黑。“铜锣让我做什么你知道吗?”双哥摇头。我把条件说了。收网现场,认人,打电话。双哥的脸一下子就变了,嘴唇合紧,破掉的那层皮被牵扯的发白。他没骂人,他比骂人更认真的时候反而不说话,就是看着你,那种看法让你知道他在拿命替你算账。“你进去认人,打起来怎么办?缉私队带枪的。”我蹲下去,背靠着加油岛的水泥柱子。他说的对,这不用想都知道。收网现场不是菜市场,缉私队带的是实弹,水房那边的人也不可能空手。我不是警察也不是哪一方的人,站在中间,两头的火力都可能招呼到我身上。但浩哥还在铜锣手里。这句话堵在那里,什么都绕不过去。摩托车重新上路。太阳已经出来了,国道两边的甘蔗地被光照亮,叶子上的露水一闪一闪的。经过一个镇子的时候,路两边的早市开始摆摊了。卖菜的把三轮车横在路肩上,塑料布铺一地,青菜码的整整齐齐。我在一个卖粥的摊位前停了车。铁桶架在蜂窝煤炉上,白粥咕嘟咕嘟翻着泡。两碗。双哥端起碗的时候手在抖,瓷勺碰着碗沿响了几下。他吃的快,三口两口的灌,米汤淌到下巴上也没擦。不是饿成这样才抖,是一整夜的劲儿松下来了,身体先于脑子垮掉。我吃了两口放下了,胃里拧着,粥到嗓子眼就往回顶。吃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不按铜锣的剧本走。认人这件事可以做,但不是现在。浩哥没回来,铜锣那句你的人一个都不会少就是一张废纸。先找人,再谈条件,顺序不能反。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双哥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你要先找浩哥?”“嗯。”“你知道他被带去哪了?”我不知道。面包车上了国道往南拐的,尾灯闪了两下就没影了。南边是番禺方向,也可能绕回来往东走。双哥又说了一个东西。他被关在看水棚的时候,外面有人用对讲机通话,门板薄,声音漏进来的。其中一句他听清了:“国道收费站那边准备好了。”收费站。往广州方向的必经之路上。前面有卡口,后面有跟踪车,左右两边是甘蔗地和荔枝林。国道就是一根管子,管子的出口捏在铜锣手里。我扔了五块钱在桌上,骑上摩托车。后视镜里白色面包车又出现了,停在镇子外围一棵大榕树的阴影下。没熄火,排气管冒着白烟。我没走国道。摩托车在一个弯道后面猛的拐进了路边的土路。土路窄,两侧杂草蹭着裤腿,颠的双哥在后座差点飞出去。土路的尽头是一片鱼塘,水面上铺满了水葫芦,绿油油的一层。鱼塘边有几间铁皮棚,养殖户的工棚,门上挂着一把断了半截的铁锁。我熄了火,把摩托车推进棚里,拉上铁皮门。我跟双哥蹲在墙后面。三分钟。白色面包车从国道上驶过土路路口,速度慢了下来,慢的能听见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没拐进来。车顿了两三秒,又往前开了。双哥从裤腰后面掏出一样东西递过来。折叠刀,弯头的那种,割甘蔗用的。刀刃锈了,刀背上沾着干掉的甘蔗渣。“看水棚地上捡的。他们搜了手机和钥匙,没摸身上。”我没接。棚里有一台老旧的柴油抽水机,旁边木架上搭着一件蓑衣和一顶草帽。草帽底下压着一份旧报纸,广州日报,日期是三天前的。我没有特意去翻,是风吹开的,铁皮棚的门缝里灌进来的风把报纸页码吹散了。b版社会新闻栏,豆腐块大小的一条消息。省缉私局近期人事调整,三名副处级干部轮岗交流。配了一张合影,印刷质量差,三个人站在办公楼前面。最右边那个人的脸被折痕压过去一半,但能看出来,方脸,平头,金丝边眼镜。郑恺南。人事调整的消息三天前见报。铜锣的收音机三天前放到我们仓库门口。三天。不是巧合。铜锣从三天前就开始收线了,收音机窃听我们的对话,同时盯着报纸上的人事版面。郑恺南轮岗,意味着他会出现在新的岗位上,意味着他会被编入收网行动的现场指挥序列。铜锣等的就是这个。我把报纸那一块撕下来,折了两折揣进口袋,站起来。“你骑车回夏茅,去苏以沫店里跟红姐她们待一起,哪都别去。”双哥也站起来了。“不行。”“浩哥在他们手里,”我说,“我一个人去反而好谈。你在,我什么都放不开。”双哥盯着我看了很久。棚里光线暗,从铁皮缝里漏进来的光打在他脸上,一条一条的。他下唇上干掉的血痂裂开了,新的血珠子冒出来,他拿舌头舔了一下。最后他没反驳。“你到了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打我就来找你,不管在哪。”我把摩托车钥匙塞到他手里,转身沿着鱼塘边的小路往镇上走。水葫芦的花开了,紫色的,一小簇一小簇的浮在水面上,早上的光照在上面颜色很好看。走出去大约两百米,腰间的传呼机震了。一条新留言。号码是陆队长的手机号。六个字。收网提前,今夜。:()捞偏门之我混广州那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