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陈时安说。
声音很低,很低。
“因为宾州也快没油了。我们只能撑到这个月底。”
“再往外送,宾州自己的人也要开始冷。”
“而不往外送,那些比我们更冷、更穷、更没有人记得的地方——怎么办?”
他停了一下。
“联邦还在开会。还在研究。还在说『继续谈。”
来自《费城问询报》的记者摇了摇头,动作很小,但旁边的人都看见了。
“他们开会的时候,又有人冻死了。”
陈时安的声音拔高了一点,不是喊,是那种从胸腔里涌出来的、压不住的东西。
“整个联邦,这个冬天,至少冻死了几百人。”
“不是估计,是已经確认的数字。”
“明尼苏达全州,到目前为止,確认冻死的有四十一人。。。。。。。。”
“这些还只是报上来的。那些没有人统计的地方,那些连报纸都不去的小镇,那些死在偏远农场的、死在深山里的、死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的人。”
“还有多少?”
发布厅里只剩下陈时安的声音和摄像机的嗡嗡声。
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纸,没有人交头接耳。
“几百人。不是数字。”
“是人。”
“是有名字的人。”
“是有过妻子、有过孩子、有过工作、有过梦想的人。”
“是曾经在某个早晨推开窗户、呼吸过新鲜空气的人。”
“是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坐在门廊上喝过啤酒、看著太阳落下去的人。”
一个从cbs来的年轻摄像师,从取景器后面抬起头,看了陈时安一眼。
干了三年的新闻,他以为自己对这种事情已经麻木了。
但他发现自己没有。
“但现在他们死了。死在零下几十度的黑暗里,死在没有人敲门的小屋里,死在距离门口只差一步的地方。”
陈时安缓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
“那个写信给我的人,那个在信封背面写下『能不能帮帮我们的人——他在等一个回答。”
陈时安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跟镜头后面那个人单独说话。
“我告诉我的幕僚长,先送一批过去救命。他说,先生,我们的油也坚持不到月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