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年关过去。重庆的春天来得迟,江风依旧带着料峭的寒意,但阳光总算有了点温度,穿过稀薄的云层,洒在长江北岸这片新平整出来的土地上。肉联厂的主体建筑已经巍然矗立。屠宰车间、分割车间、高温处理间、还有那座庞然大物般的冷库,灰扑扑的水泥墙面在阳光下显得坚实而沉默,厂区内的道路用碎石简单铺过,还裸露着泥土,但笔直宽阔,高高的水塔矗立在厂区一角,像一柄刺向天空的剑。最惹眼的,是那根巨大的烟囱,此刻还没有冒出烟,但已经预示着不久后这里将昼夜不息地运转。今天是1955年3月1日,是个特殊的大日子。双喜临门。第一喜,是厂子建设基本竣工,今天举行落成仪式。第二喜,更是关乎每个人的——从今天起,全国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旧币停止流通。王建国天没亮就醒了。不是激动,是一种沉甸甸的、混杂着太多情绪的感觉。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但熨烫得格外平整的蓝色中山装,对着工棚里一块裂了缝的镜子,仔细扣好风纪扣。镜子里的人,比去年离开北京时黑瘦了不少,眼神里多了些江风磨砺出的硬朗,也添了几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走出工棚,工地上已经热闹起来。工人们也都换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虽然大多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净。张铁毡甚至不知从哪里弄来一顶半新的解放帽,端端正正戴在头上,看见王建国,咧嘴一笑,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王处长,今儿个精神!”王建国点点头,目光扫过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老刘正指挥着几个年轻工人悬挂横幅,红布上贴着黄纸剪的大字:“庆祝重庆肉联厂胜利竣工”。陈经纬拿着个小本子,最后一次核对仪式流程,眼镜片在晨光下反着光。王士铿在检查临时接出来的电线和那个唯一的扩音喇叭,确保一会儿领导讲话时不出岔子。保卫科长老郑带着人,在厂区入口维持着秩序——其实没什么秩序需要维持,除了部里和市里来的几位领导,大部分“观众”就是工地上的工人和闻讯赶来的附近农民。空气里有种节日的躁动,但更明显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和好奇。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同一件事——“听说了吗?今天换新钱!”“咋个换法?我箱底还有两块银元呢,能换不?”“银元早就不让流通了!是旧人民币换新的!一万块换一块!”“一万换一块?那我不是成‘万元户’了?”有人开玩笑,引起一阵低低的笑声。但笑声里有些不确定,对于大多数习惯了几千、几万面额旧币的普通人来说,这个兑换比例,需要一点时间来重新建立对“钱”的概念。“新票子啥样?好看不?”“听说结实,不怕水。”“再结实也是纸,能当饭吃?”“你懂个啥!这是国家定的,以后买东西、发工资,都用这个。旧的不作数了。”王建国听着这些议论,心里明白,新币的发行,远不止是换一套钞票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全国财政金融的真正统一,意味着混乱多年的币制终于稳定下来,意味着国家经济的计划和管理,进入了一个更规范、更有力的新阶段。这对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他想起去年在部委里,偶尔听到的一些关于币制改革的讨论,那时还觉得遥远没有在意,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了现实,而且就在自己亲手参与建成的工厂前夜。“王处长。”陈经纬走过来,推了推眼镜,小声说,“部里和市里的领导车队,大概九点到。仪式流程您再过一遍?”王建国接过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无非是领导讲话、代表发言、剪彩、参观。他的目光在“施工单位代表发言”那一栏停了一下,那里写着他自己的名字。该讲什么呢?讲这几个月如何克服技术难关?讲如何与盗窃分子斗争?讲工人们如何在春节坚守?好像都该讲,又好像都讲不透。最后,他拿起笔,在旁边空白处加了几个字:“感谢工友,感谢支持,继续奋斗”。上午九点整,几辆吉普车和一辆苏制胜利牌轿车卷着尘土,开进了厂区。工程部西南办事处的李主任、重庆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还有几位相关局委的领导,相继下车。王建国带着老刘、陈经纬等人迎上去。握手,寒暄,领导们看着眼前初具规模的厂房,脸上都带着赞许的笑容。仪式就在冷库前那片空地上举行,简单甚至有些简陋。一张铺着红布的长条桌,几个搪瓷缸子,一个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连接着扩音器。工人们围在四周,前排席地而坐,后面站着,黑压压一片。李主任先讲话,代表部里祝贺工程主体完工,肯定了建设者的辛勤劳动,特别提到了克服技术困难、抵制不良风气,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争取早日投产。副市长接着讲,强调了肉联厂对保障西南地区副食品供应、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讲话都不长,但在这空旷的工地上,通过那个嘶嘶作响的扩音器传出来,带着一种庄严的仪式感。轮到王建国了。他走到桌前,面对话筒,看着下面那一张张被江风和烈日刻下痕迹的脸。有期待,有疲惫,有好奇,也有终于看到成果的欣慰。他忽然觉得,准备好的那些话,都有些轻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开,有些干涩,但很清晰:“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咱们的厂子,算是站起来了。”他指了指身后的冷库、车间,“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是大家,从四面八方来,一锹一镐,一砖一瓦,把它建起来的。”:()我才二十岁,工龄四十八年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