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心正式挂牌三个月后的一个秋日,林墨在整理办公室搬迁后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浅灰色的文件盒。
文件盒放在书架最里侧的角落,被几本厚厚的政策汇编遮挡着。她本来是想找去年现场会的工作日志,挪开那些书时,文件盒滑落下来,盖子摔开,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不是工作日志,而是一摞装订整齐的材料。
她蹲下身,一页页捡起。纸张很新,没有泛黄,但边角有反复翻阅留下的轻微折痕。翻到第一页,她的呼吸停住了。
页眉用仿宋字体打印着:“关于‘幸福家园’儿童乐园项目相关情况的说明(内部参考)”。
日期是去年十一月——正是“幸福家园”项目叫停后不久。
她快速翻阅。这是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记录了“幸福家园”儿童乐园项目从立项到被叫停的全过程:项目最初的申报背景、现场核查情况、专家评审意见、以及……那份后来引发争议的补充报告。
报告的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去年九月她重新调研后形成的《“幸福家园”社区儿童乐园项目调研情况及后续建议》。在这份材料后面,附了一份手写的分析,笔迹刚劲有力:
“该同志在项目已被叫停的情况下,仍深入调研形成此报告,体现责任担当。报告中提出的‘居民参与式改造’思路具有创新性,但实施难度大,在现行审批框架下缺乏操作路径。建议该同志继续在综合部门沉淀思考,若后续仍有热情,可给予适当创新空间。”
没有署名。
林墨的手开始发抖。她继续往后翻,后面是去年省级评选期间的资料——赵小曼数据造假事件的简报、评审会专家名单、甚至还有她当时发言的要点记录。
在这摞资料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普通的便签纸。上面是同一笔迹写的一段话:
“林墨同志:如果你能看到这份材料,说明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龃龉。那些陌生号码的短信是我发的。若你想知道为什么,可联系我。”
便签纸下面,留了一个手机号码。
窗外的秋阳正好,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林墨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那些深夜的陌生短信,那些语焉不详的提醒,那些曾经让她困惑不安又莫名感到被守护的时刻,此刻都涌上心头。
她拿出手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输入。在按下拨号键前,她停顿了十秒。
电话通了。响了三声,被接起。
“喂。”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沉稳,温和,带着一点熟悉的腔调。
“您好,我是林墨。”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我看到了……您留的材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在省委大院东门对面的茶室。如果你现在方便,可以过来。二楼,听雨轩。”
“好。”林墨说。
挂掉电话,她看着桌上那摞材料。阳光照在白色的纸页上,墨迹清晰可见。她想起去年十月那个深夜,第一次收到陌生短信时的紧张;想起十一月那个傍晚,第二条短信带来的困惑;想起那些在体制迷宫中摸索前行的日夜,那种时而孤独时而坚定的复杂心境。
她穿上外套,拿起那份材料,走出办公室。
茶室很安静,下午时分客人不多。林墨走上二楼,推开“听雨轩”包厢的门。
窗边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穿深蓝色夹克,头发花白但梳理整齐,戴一副细边眼镜。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听到开门声,抬起头。
林墨怔住了。
是徐主任——省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去年底刚退二线。她在委里政策研究室三科的时候,徐主任是她的分管领导,但中间隔着科长、副处长好几层。她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几次全室会议——严谨,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切中要害。
“林墨同志,坐。”徐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摘下眼镜放在桌上。
林墨坐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她把那份材料放在桌上。
徐主任给她倒了杯茶:“尝尝,朋友送的铁观音。”
茶汤金黄,香气醇厚。林墨端起茶杯,手还有些微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