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的失踪慧聪无计可施。“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他坐在屋顶上跟我说,“走到哪我都知道它们在。”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越来越少是必然的,这让他满怀焦虑。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拉下一张公事公办的脸,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就眼下的鸽子数量,慧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我的要求不高,”慧聪说,“能让我来得及看见一场大雪就行。”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新的污染还没来得及重新布满天空。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呢。一次说不准,多说几次总可以吧。
可是鸽子继续丢,大雪迟迟不来。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慧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白天鸽子放出去,常邀我一起跟着跑,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夜间他通常醒两次,凌晨1点半一次,5点一次,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就算这样,鸽子还是在丢。与危险的数目如此接近,行健和米箩都看不下去了,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他们劝慧聪想开点儿,不就几只鸽子嘛,让你二叔收回去吧,没路走跟我们混,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
慧聪说:“你们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们;我从南方以南来。”
终于,1月将尽的某个上午,我跑完步刚进屋,行健戴着收音机的耳塞对我大声说:“告诉那个林慧聪,要来大雪,傍晚就到。”
“真的假的?气象台这么说的?”
“国家气象台、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都这么说。”
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铅灰色的云在发酵。看什么都觉得是大雪的前兆。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慧聪时,他二叔也在。林家老二挺着啤酒肚,大衣的领子上围着一圈动物的毛。“不能干就回家!”林家老二两手插在大衣兜里,说话像个乡镇干部,“首都跟咱老家不一样,这里讲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慧聪低着脑袋,因为早上起来没来得及梳理头发,又像雷震子一样一丛丛站着。他都快哭了。
“专家说了,有大雪。”我凑到他跟前,“绝对可靠。两袋鸽粮。”
慧聪看看天,对他二叔说:“再给我两天。就两天。”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二锅头和鸭脖子。一定要坐着看雪如何从北京的天空上落下来。我们喝到12点,慧聪跑出去五趟,一粒雪星子都没看见。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然后我们就睡了。醒来已经上午10点,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推了一下门,没推动,再推,还不行,猛用了一下劲儿,天地全白,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我对他们三个喊:
“快,快,大雪封门!”
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赤脚踏人积雪。他用变了调的方言嗷嗷乱叫。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这样的天,麻雀和鸽子都该待在窝里哪也不去的。这群鸽子不,一刻也不闲着,能落的地方都落,能挠的地方都挠,就是它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刺刺啦啦直响。
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大雪盖住了木盒子。它们俩死了,不像冻死,也不像饿死,更不像窒息死。行健说,这两只鸽子归他,晚上的酒菜也归他。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收音机里就这么说的,这一夜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下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简单地垫了肚子,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他团起一颗雪球一点点咬,一边吃一边说:
“这就是雪。这就是雪。”
行健和米箩从院子里出来,在积雪中曲折地往远处走。鸽子在我们头顶上转着圈子飞,我替慧聪数过了,现在还勉强可以交给他叔叔,再少就说不过去了。我们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脚下的新雪蓬松温暖。我告诉慧聪,宝来一直说要在屋顶上打牌打到雪落满一地。他没等到下雪,不知道他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打牌。
我也搞不清在屋顶上待了多久,反正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那会儿行健和米箩刚走进院子。我们从屋顶上下来,看见行健拎着那个装着死鸽子的塑料袋。
“妈的她回老家了。”他说,脚对着墙根一阵猛踹,塑料袋哗啦啦直响,“他妈的回老家等死了!”
米箩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摸出根烟点上,说:“我找个地方把鸽子埋了。”
徐则臣1978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耶路撒冷》,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居延》《古斯特城堡》,散文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第四届春天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等。小说入选2012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海外。
〔韩〕崔允陈彦安译
每当我想挽着他时,他总会抬一下胳膊作为回应。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很多年。其实这么走不了几步我就会成为拖累。不行!我分明感觉到他的胳膊为了支撑我的身体而变得僵硬了起来。我松开了手,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跟在他后面。
公园林荫路透下来的阳光照在了他的头顶上。他的头发又少了很多,后脑勺也几乎全白了。嗯,他也上了年纪。只是这人不承认,坚持认为那是家族遗传……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他老了,我也没好到那儿去。行吧。看在他总要照顾我的分上,不和他争了,遗传就遗传吧。反正终有一天他也会老去,到时候总没有借口了吧?
今天不能像往常那样慢悠悠地散步了。因为要赶回去看一档节目。这对生活单调的我们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例外。其实看重播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我不愿意那样。有件事情必须尽快确认下来才好。
让人郁闷的是越没时间就走得越慢。消失了好一阵子的疼痛似乎又要发作了。不过比起毫无知觉,我倒是更喜欢疼。因为那从医学上来说是一种良性信号。每挪动一步我的右脚都会**一下。见我那么吃力,我隐约感到他有些着急了。还是不让他看见为好。先回去吧。我朝他打了个手势。
我比他晚了三四分钟到家。家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凑合”地存在着。厨房、卧室,还有一间狭小的客厅。这是我俩一致的观点。既然空,那就让它更彻底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获得内心的宁静。
他从餐桌旁拉了两把椅子过来。我俩像电视里的老夫妻一般并排坐着。他打开了电视。我拿着遥控器在找有线台。要不是因为那个特殊情况,我们是绝对不会看这种娱乐频道的。上一个节目刚结束。当红主持人喊出的名字后,一个化着烟熏妆的年轻女子便出现在了荧幕里。
没错。又到星期二了。本期达人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备受观众朋友们期待的女魔术师——!!她不仅魔术功底了得,武术方面也造诣颇深。下面我们就有请她为大家带来几段精彩的表演……
此刻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眼前的这个女子身上。果真是女大十八变。虽然和想象中略有不同,但所幸的是还能看出小时候的影子。没错,就是她——。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认得出来。在她那冷酷的黑色眼影后面,在她那随着身体的扭动而不断变化的表情后面,我恍惚看到一个十二岁少女正蜷缩在光的影子里,紧接着画面马上切换成了她长大后的模样……节目还在继续。他斜着身子坐在我旁边。我抽回被他握得有点疼的手,轻轻敲了敲他的手背示意他:没事,我还好。
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她的身材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像甄选舞蹈演员一般认真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哎呀,那身体怎么能如此轻盈呢?好像从楼上跳下去也不会有事似的。我暗自高兴了起来。要知道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嗯,没错。我的手艺她都试过了。哪怕是一般小孩不太爱吃的东西,哪怕每次做出来的菜都一个味道,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跟观众打了个招呼。我闭上了眼睛。她真的长大了。声音也和从前不太一样。我试图从中捕捉过去的影子,但隔了很久想起记忆中的那个声音。算了,要想从成年人的嗓音中找到孩提的痕迹恐怕只能借助特殊仪器才行。显然不是为了参加脱口秀而来的。面对主持人连珠炮似的问题,她总是回答得很简短。一阵访问过后,她开始在音乐的伴奏下表演起扑克牌魔术来,脸上充满了迷人的自信。
每晚我都在无声的寂寞中度过。我痛恨自己为什么那天不在家。而平时最晚回家的他则幸运地见到了志勋最后一面我迫切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每次问他时,他总是说好像听见了“扑通”一声。
我厌恶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但他的确有可能什么都没听到。因为我知道他有戴着耳机工作的习惯。我只是很寒心作为父亲面对儿子的死居然好意思说“好像”。连远在天边的我都听到了……在表演第二部作品《雕塑的前行》和第三部《无言》时,我的左脚出现了短暂的**,接着症状迅速蔓延至全身。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团长和主办方急得焦头烂额。医生检查过后劝我不要勉强上场。我不知道状况有多么糟,但可以确信腿肯定出了问题。我最终没能上场。独舞被群舞取代了。所幸的是那是最后一场表演,我参不参加都无大碍。我忐忑不安地坐在空****的化妆间里等着电话。那时大概是首尔时间凌晨1点47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想象了各种最坏的情况,唯独没有想到志勋。2点左右,他打电话说好像听见儿子从楼上掉下去的声音……
自杀。这在我们眼里再明白不过的事实,警方却怎么也不肯做出定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其他地方,不仅调取了公寓门口的监控录像,而且还故意要避开我们似的把周围人问了个遍。他们甚至认为儿子也有失足坠落的可能……我俩一起和单独被传唤到警局好几次。即使事发当日的签证足以证明我不在场,他们依然没有打消对我的怀疑。于是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以儿子名义办理的存款,又或是巨额保险之类的说法一时间全都跳了出来。我们居然成了嫌疑对象?这实在太荒谬了。
事实上我们还真希望被判个终身监禁什么的,所以不约而同地向检察官“坦白”道:“是我杀死了那孩子。快把我关起来吧!”原本他有机会成功,可检察官的新线索让他的希望也落空了。儿子发出“扑通”声时,他下意识地保存了一下手中的文档。科学院调查发现那时间和儿子坠楼的时刻完全吻合,他没有可能作案。我俩彻底洗脱了嫌疑。可这并不能让人高兴,相反却感到更加痛苦。
与我们的经历不同的是,警方对学校及其相关人员的调查很快就结束了,好像那些人没有任何责任似的。之后不久,儿子的名字从学籍簿和户口簿上同时消失了。究竟是什么让他走上了绝路?
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何种力量让这个还没有成熟的孩子能从阳台上纵身一跳?我疯狂地诅咒着逼死儿子的邪恶能量,用可以想象到的一切武器对着那看不见的“凶手”狂砍。一夜搏斗之后还是不解恨。我冲进睡在儿子卧室的丈夫。他睡眼惺忪地爬了起来,以一种近乎认罪的态度接受着我的“审讯”。他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下午6点。作为知名同声传译官的他一向视工作如命,这么早回家也只不过是为了取些工作材料罢了。刚好那天他想见见儿子,于是便没再出去。晚饭是奶奶过来准备的。8点左右儿子到了家,他俩一起吃了个晚饭……他开始哽咽了起来。好久没和儿子面对面坐着了,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为了缓和气氛,他闲扯了一会儿体育新闻。儿子表现得很正常。吃完饭他俩还一起去楼下打了半小时篮球。儿子看起来很高兴,说还有作业要做就先回房了。他则继续忙自己的工作。那时是几点来着?从耳机里听见“爸爸,我先睡了”时,儿子笑着说已经叫了他四遍……他抱着头抽泣了起来。他追过去跟儿子说晚安,儿子微笑着朝他摆了摆手。那笑容他到死都不会忘记……从儿子房间回来后,他戴上耳机继续工作。直到那时,他依然没有发现哪里不对。他没有听见儿子开门的声音。因为他在听歌。在听什么?不想说。那跟儿子的事情毫不相干。他不说话了。对不起,无论如何还是希望得到你的原谅。他又沉默了下来。儿子坠楼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旷世杰作,那音乐都将永远不可被原谅。说吧!我知道那和儿子没关系。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就这样,我们结束了第二十次相同的对话。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为难罪人已经没有意义了。当务之急是要查明儿子自杀的原因。于是我们利用起大家的同情心,每天如履平地般地出人着学校大门。六年级二班的所有孩子都成了问话对象。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我们决定把搜寻目标扩大至全校。我们甚至调查了包括班主任在内的所有老师。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儿子在学校里算不上优秀,但为人处世倒还可以,也交了几个不错的朋友。只是对我们的态度略微冷淡了些,非但不愿意主动讲话,而且还动不动就反锁房门,电脑也不知什么时候上了密码。青春期的孩子貌似都这样吧?学校方面问不出所以然,培训班就更没指望了。两家长辈陷人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这让我们更加疯狂地调查开来。我们仔细地检查了儿子的电脑,恨不得连零件都拆下来。遗憾的是除了几首不是他那年纪会听的歌曲以外,什么信息也没找到。第二天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几首歌。凡是遇到有暗示性的歌词就必定会反复听上好几遍,直到确信没有任何含义为止……儿子屋里的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算了。现在找不到答案,没准儿以后有新技术可以解决难题。为了这个可能,我们把儿子的所有东西,包括他小时候穿戴过的帽子、袜子,甚至是写在报事贴上的数字都给拍了下来。历经数月之后,一本以命名的档案夹终于完成了。
他没有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