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叫罗素英。”他说。
我手里的手机滑了一下。
罗素英。
这个名字,我在大人的低声谈话里听过很多次。有时只有“姓罗的”,有时是“那个女的”。母亲通常会在这时候把我叫走,让我去买盐,或者拿一只碗来。
我对那个女人没有一张完整的脸。
“你是……”
“她儿子。”
我终于想起很小的时候,有个男孩跟着一个瘦高男人来过我家。他穿校服,鞋带很长,一直拖在地上。母亲让他们在院子里等,后来是姨妈出来说话。
那是他吗?我不敢问。现在连这一点模糊印象,都像会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
“你接这个项目,是因为我家?”
“项目覆盖这一片,入户名单上有沈芸。我看见名单后向负责人说明过关系。你不愿意让我继续,可以换同事。”
“你找过我母亲?”
“打过电话。她说不方便,后来住院了。”
厨房里的水停了。
我听见姨妈把刀搁在案板上,刀背碰出一声脆响。
“他们的事,已经很多年了。”我说。
话一出口,我就知道不是自己想说的。我从小听过太多次,到了需要开口的时候,它自动排在最前面。
陆照野没有顺着往下说。
我只好把剩下半句说完:“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妈一直说,他们一起走了。”
“你亲眼见过吗?”
我想回答没有,喉咙却停住了。
一个闷热的早晨忽然靠近:厨房窗台的搪瓷缸、拖鞋里的细沙,还有母亲握在我胳膊上的手。我记得有人从院子经过,记得父亲的包,别的都是散的。
“我那时候八岁。”
“我十一岁。”他说。
他说完这一句,便没有再追问,像是把一个同样无法改变的数字放到桌上,让它待在那里。
姨妈在屋里喊我,说菜洗好了,让我进来。
陆照野将入户单的副联交给我,说明钥匙和入口要等管理人回复。到门洞时,他停了一下。
“资料你可以慢慢找。涉及我母亲的,麻烦保留原样。”
我点头,又问了一个并不合适的问题。
“你们家,从来不相信她走了吗?”
他看着院子里那片被水泼湿的砖。
“我们家那天,还给她留了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