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漕帮跟清末的漕帮,完全是两码事。
跟后世想象的统一的江湖帮派不同,它是漕运旗丁、河工、船户、沿岸码头脚夫、地方胥吏绑在一起的庞大群体。
漕粮北运靠漕船,漕船上的旗丁世代以此为生,慢慢形成互助抱团的漕帮。
里面混杂卫所军丁、河工、码头苦力,底层数十万靠运河吃饭。
上层又和漕运衙门、沿线地方士绅、盐商互相勾连。
漕帮底层都是谋生的劳苦人,没有大量私甲、没有宗族土地根基,也没有士林话语权。
当然,这么多人,虽然没统一,但也是有势力划分的。
主要是运河上分散的水手行帮、罗教庵堂互助团体,以罗教作为水手抱团纽带,分区域、分卫所。
不存在一个能号令整条大运河的总首领。
杭州北新关拱宸桥,密云翁姓、钱姓,松江潘姓,三人建立三座罗教庵。
翁庵、钱庵、潘庵。
作为南返粮船水手落脚、互助的据点,也是漕帮最早源头。
他们是江南漕船水手群体中威望最高的三人,各地水手以师徒、庵堂为纽带抱团。
漕船本身归卫所,每一帮漕船设领运千总、领运把总,这些武官都是世袭旗丁首领,属于是朝廷正式任命,掌管一卫数十条漕船,是官府承认的漕运直接负责人。
他们既是大明军户旗丁,又是水手的头目。
一边拿朝廷俸禄,一边和水手合伙夹带私货、盗漕粮,游走在官私之间。
跟清末的相差还是很大的,明末的漕运体系是官府直接管控的徭役制。
运丁是世袭军户,身份隶属于卫所,不是自由民。
运粮船队是朝廷编组,一条漕船的船工、运丁,由卫所军官管辖。大家是被强征服役,干完差事就散,没有长期固定的跨府串联组织。
偶尔有水手结伴抗苛捐,只是临时聚众,没有统一的帮主、堂口、师徒宗法体系,一旦官府派兵镇压,很快溃散。
明末不存在后世那种开香堂、立家规、师徒传承的漕帮,只有零散漕运水手群体。
到清末因为卫所制度的消亡,漕运不再是军户徭役。水手变成雇佣流民,大量破产农民、游民投入漕船。
水手常年漂泊、没有土地户籍,靠师徒、宗法结拜建立纽带,发展出帮会化的漕帮。
然后逐渐发展到有严格辈分、香堂、帮规,从运河沿线码头、船埠,串联起数十万底层水手、脚夫、码头苦力,跨州县互通声息。
就此成为一个庞然大物。
大明虽然差,可对漕运的管控力还在。
漕运总督、漕运总兵手握兵权,运河沿线卫所、巡检司完整。
一旦漕运水手闹事,可以直接调动卫所兵丁抓捕。
朝廷财政再差,漕运是立国命脉,会强力压制底层水手结大党。
官府绝不允许水手形成跨区域帮会,发现串联就严厉打压。
清末的壮大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漕运变成巨大的商业通道。除了官粮,大量私货、私盐借漕船夹带贩运。
漕帮掌握运河运力,商人、盐商想要走运河,必须和漕帮打交道,上交规费。盐商、商号主动让利,买漕帮保护,形成稳固的官、商、地下帮会三角利益网。
有了足够的利益支撑,自然清末的漕帮,就在不断的壮大了。
所以朱慈烺让骆养性去处理,某种意义上说,有些杀鸡用牛刀了。
正常情况下,这种事情都不需要出令旨,一道命令给漕运总督就能处理。
但很显然,漕帮能够闹事,这背后必然是有人推动。
否则不可能说漕帮的人,跳出来跟官府作对。
理由还这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