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川额定解京一百万两税银为例,从州县征缴、府衙汇总、起运出库,再经水路陆路千里转运、过关过闸、入京交割。
每一层都是定额截留、公然贪墨,无处不克扣、无关不吸血。
百姓按朝廷正税缴纳足额白银后,州县官府不会直接上交。
明末白银征税通行火耗归私陋规,朝廷只认统一形制的五十两、百两大银锭,而百姓缴纳的多是散碎银两,熔铸重铸必然产生损耗。
崇祯朝吏治崩坏,四川历经奢安之乱、连年天灾,地方官府更是肆无忌惮,法定火耗仅百分之三到五,但四川地方惯例常年加征至两成火耗。
一百万两正税,州县必先截留二十万两,美其名曰补铸银损耗、补库房亏空、补官吏俸禄。
这部分银两,尽数落入州县官员、粮长、书办私囊,一分不会向上递解。
此时账面一百万两税银,还没开始起运呢,就只剩八十万两。
各县税银汇总至四川府道衙门,府、道两级官吏,有固定的解运公费陋规。
名义上是补贴押运人工食、打包封存、文书勘合费用,实则是明目张胆的层级抽成。
天启、崇祯年后,朝廷对地方管控减弱,四川官场彻底形成潜规则:起运京银,府道层级必扣一成半公费。
八十万两白银,再度截留十二万两,用于各级府道官员分红、打点上官、填补地方衙门日常开销。
到这里,百万正税历经两层本土盘剥,仅剩六十八万两出库起运,正式踏上千里赴京之路。
四川税银出川,必先沿长江水路东下,经夔州、三峡出川。
明末漕运体系彻底糜烂,漕帮、漕军、水路巡检司层层设卡索贿,不存在例外。
一是船耗水耗,二是漕帮规费,三是沿江卫所兵丁盘剥。
三层水路盘剥叠加,常规损耗高达一成五,六十八万两再扣十万两千两,剩余五十七万八千两。
出川之后,经湖广、过两江、渡淮河,抵达北方运河沿线,沿途数十处官方钞关、巡检司,钱都来了,肯定是都要吸一口的。
尤其是临清、淮安两大漕运咽喉,是明末官场公认的“吸金地”,过往京银一律抽成,美其名曰‘关闸查验费’‘护运安保费’,无任何朝廷明文规定,却人人默许、年年通行。
全程关津叠加抽成,固定损耗高达两成,五十七万八千两再扣十一万五千六百两,仅剩四十六万两千四百两。
朝廷派遣的解官、押运官、随行吏卒,千里长途押运,全程公费全部从税银中就地支取。
明末官员贪腐成风,奉公履职不存在的。
从上到下,都要拿一点,这都已经是惯例了。
借押运京银之机,沿途挥霍、结交权贵、私自截留,这属于是公款开支。
保底算一成,四十六万两千四百两再扣四万六千两百四十两,剩余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两。
历经千里颠簸,税银抵达北京户部,看似终于入朝廷之手,实则最后一层盘剥才刚刚开始。
户部书办、库官、验收官吏,有固定的入库折耗,借口银锭成色不足、转运磨损、秤头差额,强制克扣银两。
这是京城官场最后的分润红利,人人有份、层层截留,保底损耗一成。
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两,最后再扣四万一千六百一十六两。
最终真正送入大明国库、入账充公的银两:仅三十七万四千四百两。
换言之,四川百姓每上缴一百两税银,朝廷只能拿到三十七两,剩下六十三两,全数被沿途各级官吏、漕帮、关卡、兵丁层层瓜分贪墨。
这还没完呢。
这笔钱是充作军费的,统一归入户部军费专项,划拨至兵部,用于辽东、西北各路边军开支。
从国库到前线军营,还要历经兵部、督抚、镇将、营官、哨官五级武官体系盘剥,都是惯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