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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爱情与痛苦（第2页）

卢琴朵的情书发自肺腑，却假借他者之名：她在信末署名阿拉贝拉。她将肺腑之言隐匿于另一个签名中，寄生于阿拉贝拉这一名字，原因在于她的性别隐匿状态：她一直扮作阿拉贝拉的弟弟，姐姐才是乌拉迪米尔的爱慕对象。这份真挚的爱情宣言配以写信者的伪名，书面言辞的诚实附上签名的伪装。

卢琴朵通过这封信引发与乌拉迪米尔的情书往来，并充当他与伪写信者阿拉贝拉的信使。她常常以“充满恐惧的愉悦”（E181）观察恋人如何读信，当场得知收信人对自己所写之信的反应。由于寄信者与信使这两个角色的重合，信函的发送与阅读之间的时空裂隙几近弥合。通信中往往出现的困难局面，即难料收信者读信时的状态及阅读印象，在此通过递送和阅读的紧密衔接成为连续事件，并通过写信者的在场得以直接被获悉。

卢琴朵与蒙在鼓里的乌拉迪米尔的信函往来不断促进情感的发展，并导致超越柏拉图式精神爱情的范畴，小说中这样写道：“每两三天就有一封信来来去去。[…]当朋友渴望收到比白纸黑字更多一点、更为生动的符号时，卢琴朵还该怎么做呢？”（E183）随之出现的是他俩在卢琴朵房间的夜晚幽会，卢琴朵不仅利用书信写作者的不在场可能性，冒用姐姐的名字，而且依靠夜晚的黑暗假扮其身体。小说情节以此展示出恋人通信的理想模式：信函往来促使两颗心相互接近，恋爱双方在幽会中缔造出身心交融，赢得爱情幸福。

在信函沟通这一对称进行的双向沟通模式中，通信者的心理状态呈现出跃进态势。卢琴朵在情书书写过程中从单向的爱情表白发展至感受和回应对方的爱，经历从青春期的朦胧爱恋到成熟女性的身心飞跃。在她的情书边缘书写着自我建构的历程，即从无语暗恋转变为以书面形式直抒胸臆，从自我异化的易性乔装突变为与身心相符的恋爱女人。青春期的乔装易性也是霍夫曼斯塔尔芭蕾剧《斯基罗斯岛上的阿喀琉斯》（AchillesaufSkyros，1926）所表现的主题，阿喀琉斯受母之命扮成女孩，能出色模仿女孩姿态跳镜舞，看见剑时却抢剑起舞，从而暴露其性别身份。这说明，性别身份的伪装毕竟不能抵抗身心发展的自然力量，该力量的爆发在阿喀琉斯是通过剑这一男性武力的象征，在卢琴朵则是以情书这一表情达意的书面沟通媒介为契机。

通信过程中的心智发展并不局限于卢琴朵，同样涉及乌拉迪米尔。他不仅借助情书往来得以充分感受和抒**感，而且由于误以为阿拉贝拉具有两面性——白天冷若冰霜，写信和夜晚时真挚热情，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与此相符。通信对方的分裂假象映照出他自己的分裂实情，推动他的自我认识与反思。或言之，男性形象的内心分裂体现于阿拉贝拉和卢琴朵这姐妹角色。这不无讽刺地表明，女性人物内心是一致的，倒是男性形象暴露出分裂状态。

在乌拉迪米尔的读信过程中，信纸文字中的恋人形象逐渐取代现实人物，写信者作为阿拉贝拉的补充甚或对立面日益凸显出来，诚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库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所言，爱情是私密性的符码建构：“爱情作为意义的把握在其操作基础中针对另一个系统世界，通过执行并完成而改变它所观察到的。”[6]情书书写根植于恋爱双方的内心亲和力，在沟通对话中引发对自我和对方的认识，培育出通信双方的精神共同体，具有超越性质。平等双方在通信过程中逐渐建立沟通乌托邦，完成对自我和爱情幸福的追寻。爱情的文字符号学与这一情感本身相辅相成。由此可见，情书塑造并建构爱情的本质，孕育出爱情关系，可谓其述行行为。

法国文化学家罗兰·巴特指出：“爱情话语不是辩证的；它像连贯的日历一样不断变换，仿佛关于情感文化的百科全书。”[7]爱情关系可以由情书引发，也可以通过绝情信被画上句号，《愚者与死神》中的克劳迪奥就是通过告别信终止爱情关系。这封信没有被呈现于舞台上，而是由收信人——克劳迪奥被抛弃的女友——来加以间接描述。她关于绝情信的回忆与之前克劳迪奥所展现的一札情书形成内容上的呼应和视角上的逆转。先前是写信者自陈其情感与言辞的背离，这时是女友讲述绝交信如何使她伤心欲绝，并提到一封未写的信：

我本想写一封

告别信给你，没有抱怨，

不激烈，没有疯狂的悲哀；

只是希望你将我的爱和我

再一次缅怀

并泪流数滴，因为为时已晚。

我却没有写。不。写有何用？（GDⅠ294）

这句“写有何用”说明，女友不再相信信函能挽救爱情或扭转情已终的结局。这样，他俩的通信以男方的绝交信、女方的沉默作为终结，折射出他俩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爱情观：女友的真挚深情对照出克劳迪奥的游戏态度；女友以死亡为终结的爱情悲剧对他这位喜剧者来说不过是一段爱情插曲。他俩分别是施加痛苦者和承受痛苦者，这样的角色塑造因循传统的两性对立模式，即男方作为勾引者，女方作为被欺骗和抛弃者。只不过，女友在此作为死者登场，勾引者克劳迪奥在醒悟中开始忏悔和懊悔，因从未真正活过而是值得悲叹之人，伤心而亡的女孩则因体验过爱情与痛苦而无怨无悔。

在《卢琴朵》中，伴随着女主人公以伪名书写的情书系列，她的爱情经历了痛苦与幸福相交替的曲折道路。痛苦是她提笔写首封情书时的驱动力，接下来的情书往来借助名字的隐匿和身体的伪装引向恋爱双方的幸福。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结果是，白天的阿拉贝拉对乌拉迪米尔日益冷淡，夜晚写信给他和与他幽会的“阿拉贝拉”日益热情。当乌拉迪米尔向夜晚扮作阿拉贝拉的卢琴朵谈起结婚时，卢琴朵意识到，婚姻只与现实人物阿拉贝拉有关。与此同时，母亲决定全家搬离所在城市，在此窘迫情形下，卢琴朵写下充满爱情与痛苦的诀别信：“这是一封最谦卑、最感人的信。”（E184）这封通过仆人转交给乌拉迪米尔的信促使他与阿拉贝拉见面交谈，导致情节的转机，即卢琴朵身着女装出现，奔向乌拉迪米尔，抱着他跪倒在他身边。这一**洋溢的身体语言取代书面语言，消解了先前的迷惑局面。

卢琴朵在情书往来中扮演着主动角色，乌拉迪米尔从一开始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他最终是否懂得珍惜卢琴朵，这一爱情故事是否会有美满结局，小说末尾没有明言，而是透露，情书往来的乌托邦模式可能与市民社会中的婚姻考虑相抵触。这一开放的故事结局也可理解为对男主人公性格刻画的讽刺一笔，即他未必能像卢琴朵一样敢于为爱而违背世俗观念。在此意义上，这部短篇小说抨击男人关于双面女性（外冷内热）的向往神话，指出他们更应轻视外表，注重心灵。克劳迪奥和乌拉迪米尔这两位男主人公分别暴露出情感危机和内心分裂，两位女性角色，即匿名女友和卢琴朵，被塑造为情感深厚真挚、行为勇敢坚毅的正面形象。

按照鲁曼所言，爱情这一媒介本身是“沟通符码，人们遵循此符码的规则来表达、建立、模拟、构想、否认情感，一旦相应的沟通得以实现，就能以此种种来适应其后果。”[8]情书是爱情这一沟通符码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伴随着情感内涵。书信文字的真实度取决于写信者的爱情观。克劳迪奥的无情情书说明，虚张声势的言辞可以沦为感情欺骗和施加痛苦的手段，他在无爱情无痛苦的情感虚空状态下所写的情书是对书信沟通模式的滥用和扭曲，他的绝交信摧毁女友对信函作为沟通媒介的基本信任。卢琴朵的情书作为真情流露则能疏导和部分克服痛苦，她与乌拉迪米尔的情书往来展现出书信写作的乌托邦图景：在书写与阅读的双向对称行为中，情书的延续与感情纽带的缔结交织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恋爱双方共同成长，经历内心的成熟与飞跃。这可谓成功的书信沟通范例，昭示出爱情的自主独立及其对痛苦的克服。情书的私密辩证法正是摇摆于隐匿与表达、爱情与痛苦这两极之间。

[1]JuliaKristeva：GesvonderLiebe。FrankfurtMain，1989。S。14。

[2]UlrikeVedder：GeschickteLiebe。ZurMedieedesLiebesdiskursesimBriefroman?Gef?hrlicheLiebsdieratur。Hamburg，1996。S。23。

[3]ManfredSeider：Liebeurug。DieSpradesVerlangens。Mün，1992。S。17。

[4]RmenteeinerSprachederLiebe。FrankfurtMain，1984。S。149。

[5]GustavHillard：VomWandelundVerfalldesBriefes。In：Merkur。231969。S。344。

[6]NiklasLuhmann：LiebealsPassion。ZurgvonIntimit?t。FrankfurtMain，1982。S。134。

[7]RmenteeinerSprachederLiebe。FrankfurtMain，1984。S。20。

[8]NiklasLuhmann：LiebealsPassion。ZurgvonIntimit?t。FrankfurtMain，1982。S。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