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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奥古斯都到狄奥多西 诞生与没落（第2页）

农村经济

小普林尼的舅舅老普林尼在1世纪70年代创作《自然史》的时候曾经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庄园已经毁掉了意大利，而且事实上近来其他的行省也深受其害。”犯人和奴隶都被刺了字，他们被指派去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当我们发现这帮奴隶的产出远低于（从前的）将军时，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评论在现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在探讨意大利农业的运行状况时往往首先就会提及这些话，而并非考虑我们之前讲的那类证据。我们很难知道确切的真相。毫无疑问，当时的一些贵族确实拥有极大的庄园；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取得这些土地的过程中是否侵害了小自由农和佃农的权益。“大庄园”一词最早出现在普林尼的时代。他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这种情况的不断蔓延，辞藻华丽。他将旧时的将军们想象得十分理想化，这是一个线索。因为在这里，我们熟知的那种卫道士对往日淳朴生活的怀念之情同罗马人所特有的农民家长的概念结合到了一起，代表了一种早期罗马的国家领袖，即使正在耕种自己的一小块（但收获颇丰的）土地，只要接到去前线参战或者去元老院开会的命令，他们都绝不会有任何推辞。

在老加图关于农业的著作中（写于大约公元前160年），他设想了一个兼有奴隶和自由人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小规模地生产各种农作物（包括葡萄和橄榄，更重要的是生产各种主食谷物，例如小麦和大麦，同时还饲养一些家畜）。在公元前2世纪，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普鲁塔克认为：“盖约·格拉古曾经在一本小册子中提到，公元前133年，他的兄长提比略在去努曼提亚的途中，经过伊特鲁里亚境内时，他发现乡村荒芜，而在农田里耕种或者伺候牲口的那些人往往是从外国买来的蛮族奴隶。”我们现在知道，格拉古是在利用人们对人力资源的道德恐慌来捞取政治资本。反驳他们的有力证据来自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即现场调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可确定年代的陶器类型收集表面遗存和确定居住地的技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意大利境内最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维爱（维洛）附近进行的，那里的调查规模足够大，内容足够详细，可以消除大多数对其结果有效性的怀疑。同样在伊特鲁里亚，在罗马以北100英里的奥勒良大道旁，在3世纪早期的罗马帝国古城科萨的断壁残垣上，考古学家的工作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调查中，最重要的是证实了在共和国晚期（格拉古旅行的时期）及1—2世纪，存在着大量的小农场。我们能找到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是位于罗马以北不远克罗迪亚大道上的一座小房子和谷仓，坐落于今天的克罗基奇亚：建于帝国早期，在3世纪时相当兴旺，当时的主人在原房屋的基础上又加建了一间浴室，里面有黑白海豚马赛克图案的装饰（不过显然不久之后就没有人住了）。最近在托斯卡纳（图斯卡尼亚）遗址的研究证实，从共和国到帝国时期，在克罗迪亚大道附近一直都有人定居。相对来说，农民居住的房屋很可能无法留下太多痕迹，考虑到这一点，以上发现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些别墅遗址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拉姆齐·麦克穆伦曾把它们描述为“支离破碎的城市”。调查考古学使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不太富裕的居民的生活。

为了探究别墅同周围村落的联系，紧邻科萨的塞特菲纳斯特雷别墅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它体积庞大，是一个阶梯式的“平台”别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它不仅仅是一个住宅，这里还配备了良好的酿酒设施和充足的储藏空间，包括饲养家畜的空间。主人一定使用过奴隶劳动，但我们无法确定奴隶的确切数量。在1世纪末，塞特菲纳斯特雷别墅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但和阿格·科萨努斯地区的其他几座大型别墅一样，它在2世纪开始衰落，在2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明显被废弃了。此后，这证实了人们曾经的怀疑，越来越多的别墅出现了普遍的衰落。当然，其他受调查的区域情况确实各不相同。从贺拉斯的故乡韦诺萨东南，远至今天的阿普利亚的格拉维纳（也可能是古代的希尔维姆），对这两地之间的走廊进行考古发掘时共发现了11座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墓葬，并且可以看出，直到3世纪的时候，附近的常住人口都维持了这样的水平。同样，最近在因泰拉姆纳（皮尼亚塔罗-因泰拉姆纳）以东的下利里斯河（利里）河谷开展了发掘工作，结论认为在2—3世纪时，当地的居民人口显著增长。尽管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大约从2世纪开始，人口数量便开始下降了。至于具体的数字，据推测，公元前1世纪晚期，自由人的人口最多为350万到450万人，奴隶的数量为200万到300万人，人口的高峰出现在1世纪中叶，总数达到700万到900万人，之后便逐渐下降，到公元650年时人口已经降至仅235万人。

此处，我们可以参考意大利在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之间贸易模式发生转变的情况。在评估意大利贸易的时候，当下很流行的做法是调查沉船。从用来装载货物，特别是葡萄酒的容器的类型来看，这些沉船大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现在已经探明的沉船遗骸中，大多数都是来往于意大利和高卢之间的船只，其中很多来自坎帕尼亚、拉丁姆、伊特鲁里亚南部（这3个地区都是意大利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以及撒丁岛北部和法国南部沿岸。不过，近来一位学者注意到发现这些沉船的地点同那些“充满乐趣的夏日海滩”之间存在着联系，而我们不能仅凭一种主要商品的贸易情况就贸然得出结论。如果葡萄酒出口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并在公元100年终止，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阿格·科萨努斯等葡萄酒产区的别墅没落的原因——但海事调查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与整体经济健康状况更相关的是生产率和陶器的种类。我们的很多证据都来自那些红釉瓷器，它们被称为“特拉·西吉达拉”或者阿雷坦陶器，它的生产始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上亚诺河谷的亚雷提恩（阿雷佐）。这一制作精良的产品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庞贝和其他地区进口的数量得知，在100年的时间里，亚雷提恩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出口生产已经完全被高卢南部的生产中心所取代。罗马本身的影响力一定会使这些数字有些失真，我们或许应该先将之放在一边：最近对在奥斯提亚出土的瓦罐进行了分类，结果再次表明当时意大利农产品产量下降，同时来自非洲和西班牙的进口产品数量相应上升（特别是广受欢迎的鱼肉调味料，即鱼酱油），但是，意大利的很多农产品还是通过其他的运输路线进入了罗马。

此外，在建筑领域我们也能找到很多证据来印证这种相对繁荣。人们通常觉得2世纪之后建筑数量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能够找到的碑文证据减少了。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意大利。在整个帝国的境内，为庆祝遗赠、创办、荣誉和建筑落成等设立的纪念碑在3世纪时迅速减少。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一个皇位不断更迭、中央政府统治不稳（至少在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之前是这样的）的时期，许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存在危机。不过，现在看来，一概而论地认为整个帝国境内都存在危机未免操之过急。首先，除了波河河谷地区曾被日耳曼-马科曼尼人入侵过，意大利本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见到任何“蛮族”入侵者（这与东方的大多数地区不同）；不过，罗马的奥勒良城墙（270—280年）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曾经面临日耳曼人的威胁。然而，公共建筑的建造和新的基金、游乐设施的设立在公元250年之后确实停止了。1世纪是新公共建筑建造的巅峰，而为了分发食物和抚恤金的基金则在2世纪的中叶达到了顶峰。

但是，建筑物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去，我们可以从那些极具特色的技术和风格，甚至从砖瓦上的标记中一窥究竟。大富豪们仍然在继续建造别墅，例如罗马城外塞提·巴斯有一栋有纪念意义的别墅（建于2世纪中叶），它使用的一些装饰手法，例如主建筑采用了高处照明，昭示着帝国晚期宫廷装饰的风潮。城镇中的公共建筑物的开发也没有停止。在阿尔巴·富森斯（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阿韦扎诺附近），在3世纪时浴池和市场都被翻修过。在科萨新近出土的铭文自豪地记载着在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皇帝统治时期（235—238年），市民中心曾经被彻底检修过。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3世纪期间及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很可能衰落了。但我们绝不能过分以偏概全或者作戏剧化的描述。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需要分别考虑。由于缺少能够准确探明时间的陶器碎片（因为无法确定各地分别使用了哪些陶器），对于那些依赖实地调查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造成了特别大的困难。我们不得不认为，延续和失传并存，永恒和断裂同在。

捐助和政治

通过更加直接地考察意大利城镇的政治生活和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连续性。在这一时期，那些大人物出于对家乡的真正的忠诚，以及通过捐助和亲缘家族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他们同自己的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公共事业慷慨解囊，因而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与地位，这样的事情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吸引富豪们持续关注家乡的过程中，名为“穆尼拉”（意为“义务”）的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到的一种确保精英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法。我们可以从municipium这个词的拼写中（它是一个复合词，是由“义务”和在此处意为“履行”的两个词合成的）发现这些“穆尼拉”的重要意义，因为罗马人的公民权包含需要履行特定义务和责任的含义。在一座小城里，这些义务包括从为浴池提供油到率领代表团去觐见高级领导人。在服务地方和帝国事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精英阶层自然会为后者所吸引。帝国中央政府高层在免除某人的地方义务时往往十分谨慎，并不会轻易首肯，但从3世纪末期开始，免除那些拥有高阶的地位或官职的大人物的地方义务已经变得十分常见，这被认为对地方的财政状况产生了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即使在此之前，潜在的付款者就一直试图逃避这种义务，而同样地，市政府也试图扩大这种义务的范围。最明显的一个目标群体便是从他处迁居本地的永久居民。因此，阿奎莱亚一座雕塑的底座上配有镌刻于105年的一段铭文，纪念了一位当地的贵族，他在帝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能够有机会向图拉真发出请求，认为这些外来居民“应该在我们的城市中履行义务”，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一胜利广受当地居民的欢迎。

阿奎莱亚是座大城市，可以拥有元老院阶层的高级官员为其说项。而许多小一些的城市则不得不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尽量找到能为自己在罗马发声的人。例如，本地人斯波莱提乌姆（斯波莱托）的盖乌斯·托拉苏斯·塞维鲁，便是最理想的人选。他在纪念自己在家乡修建了一座浴池和其他善行时，在结尾处自豪地写道：“由于他对共和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指斯波莱提乌姆），本地元老院决定接纳其为本市的捐助人。”相似地，翁布里亚的小城马提利卡（马特利卡）选择依靠自己的优秀儿郎盖乌斯·阿鲁斯·克莱门斯，他是一名职业军人，曾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获得多枚勋章。皇帝任命他为马提利卡的守护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十分适合捐助人这一角色。最晚从图密善统治时期开始，这些守护者在罗马帝国境内十分活跃，在地方经济事务中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利。现在人们认为，与其说是他们削弱了地方的独立性，不如说是他们充当了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像克莱门斯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完美的捐助人人选，但这一点直到4世纪末期才得以证实。

坎努西姆：罗马的地位和希腊的根源

在关于小城市政治结构的描述中，最有趣的文件当数坎努西姆（卡诺萨·迪·普利亚）碑集。这一铜碑上列有公元223年在任的坎努西姆所有地方议员的名字，以及当地捐助人的名字。它的日期已经处于许多现代学者所描述的“3世纪危机”之中了。随着安敦尼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康茂德于192年被暗杀，之后的30年中，在帝国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充满了暴力的内战和谋杀。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建立的新王朝从一片动乱中崛起，与之前的王朝截然不同。对意大利而言最重要的是，塞维鲁来自非洲城市列伯提斯·马格那，那里是迦太基-腓尼基人的大本营，并未受到罗马定居者的侵扰。他的（第二任）妻子很可能是叙利亚埃美萨的一位阿拉伯王室成员，这凸显了他是第一位出生在意大利境外且不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皇帝的事实。

毫不夸张地说，意大利传统的崇高地位及帝国以意大利为中心的观念从此一落千丈。坎努西姆将所有统治阶级的姓名都一一列举在碑文上，距此不过一百多年，一位基督教皇帝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建造他的“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他对政务的轻重缓急及治理范式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大幕拉开的事件是塞维鲁的儿子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敦尼（其名字就是为了彰显塞维鲁家族同伟大的安敦尼王朝皇帝们之间有亲缘关系）——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卡拉卡拉——决定赋予帝国境内所有自由居民以罗马公民权。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仍有争议。但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这份权利曾经只属于全体意大利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部分居民，而从此之后，这项特权已经毫无意义。从那时开始，帝国社会在贫富分化中越发分裂，对有荣誉的人（高贵阶层）和没有荣誉的人（卑贱阶层）之间的区分越来越多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而罗马的公民权——以及意大利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重要。

监察官们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也反映在碑集铭文的下一部分中，4名男子是受推监察官，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通过寻常的晋升手续，而是被破格提拔推举的。之后还列有29位前执政官、11位市政官（并不真正负责监管建筑和娱乐等）、9位前财政长官、32位“无票决权元老”（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地方元老，也就是说，他们也是被推举进入元老院的）及25位“长袍者”。最后这一组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我们可以从其身上考察地方元老院是如何构成的。“长袍者”意指身穿名为镶边托加长袍的年轻人，随着年纪（从15岁到18岁不等）渐长，他们会舍弃这种底部饰有紫色下摆的长袍，而穿上成年人专属的全白长袍。“长袍者”这一名称，意味着这些年轻人或者是现任地方元老的孩子，或者出身于其他官宦之家。他们虽然在元老院并没有投票权，但是在候补空缺职位。换言之，这意味着元老院的职位是世袭的。同时期的一则法律条文禁止曾经担任过地方元老的官员任职。坎努西姆是否还有如庞贝城在1世纪时举行的那种正式的选举尚不可知。不过，通过选举进入元老院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性。这事实上同《狄奥多西法典》所记载的情况一致，后者收录了从312年到438年帝国所制定的法律条文。

在坎努西姆，地方元老的人数通常为100人。60多个家族都有族人在其中任职，但阿布起亚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除“无票决权元老”一职外，其他位置都有其族人）。据说到2世纪末期时，这些官职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之一是，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表明他们是被释奴隶的后裔。释奴本身是没有资格出任元老的，但其后代并不受此限制。罗马人的名字通常包括三部分，为了掩盖自己最初的奴隶出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选择一个听起来像希腊名字的词作为自己的姓（前两个名字通常是从他们前任主人那里借用而来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特立马乔，名字听起来富有东方风韵，他出自佩特罗尼乌斯笔下，是个释奴，生活在小城市中，因经商而巨富，在《萨蒂利卡》中，他在坎帕尼亚的格雷斯卡城堡举办了著名的盛宴。在坎努西姆的碑集中就记载有希腊名字。不过，坎努西姆的情况与众不同。它原本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公元前1世纪时，贺拉斯曾经嘲笑过当地双语并用的情况。在2世纪中叶，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之子，为当地修建了一座高架渠。因此，这一证据无法证明当时的人们不愿意出任地方元老（当然，在帝国末期时肯定存在那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来说，拥有一个完全罗马或者意大利式的名字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其中的一位“长袍者”名叫提图斯·埃利乌斯·赫科特乌斯，当时元老院共有三位名叫T。埃利乌斯的高级元老，他肯定是其中一人之子，这三人都拥有完全罗马式的名字（而赫科特乌斯却没有）。此外，有些高阶政务官的名字也出自希腊语，坎努西姆人并不以其祖先为耻。

如果忽略庞贝，那么任何对城市政治的考察都将是不完整的。这座城市的近代历史开始于同盟者战争之后，由于战争期间它加入了同盟军阵营，因而苏拉（Sulla）强迫操奥斯坎语的当地人接纳了自己麾下数千名老兵，以示惩罚。当它在公元79年被摧毁的时候，城市人口很可能达到了8000—12000人（由于我们尚不清楚其确切的管辖范围，所以很难估算出农村人口的数量）。显而易见，庞贝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对研究罗马经济的学生而言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关于当地财富的属性，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传统观点认为，庞贝的土地上曾经种植着大量的经济作物，特别是用于酿酒的葡萄，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后者认为，由于需要给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多的食物，当地应该会更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庞贝的酒并不曾凭借其非凡品质而闻名于世，因而认为这些酒主要还是瞄准了当地市场，尽管由于价格低廉，其销售量事实上可能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处可以再次参考坎帕尼亚海岸运酒船的沉骸）。当然，如果是在考察这座城市的制造业（如纺织业，包括缩绒、染色、制毡等）基地时得出结论，认为该行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而非服务其他地区，那么这样的观点至少看起来是说得通的；而且，在这座城市里不同行业的数目（据统计有85个，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地方的中心，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也同样可以验证这一假说。

在庞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经济如何在同一座独立市中共存。在经济层面，最有趣的一份证据是记录在153块烧焦的木制刻板上的账本，发现于银行家、收款人（钱庄主）卢修斯·凯基利乌斯·朱孔都斯的家中。朱孔都斯的一个主要营生便是承包当地税收。纵观古代世界，或者（如前文所述）通过“义务”制度，或者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在税收领域更是如此。自从公元前175—前150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征服马其顿以来，罗马公民一直无须缴纳直接税。在帝国体制中，意大利一直都被免于征收直接税，直到3世纪末期戴克里先开始在半岛北部征税，4世纪初期伽列里乌斯又将人口普查扩大至包括罗马在内的其他地区（不过，罗马在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执行这一政策）。然而，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而言，间接税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朱孔都斯显然承包收取的是市政牧场税和某种市场税。

朱孔都斯的其他交易活动与其拍卖生意有关。我们找到了137份卖方声明（其中包括6位女性），声称自己已经收到了朱孔都斯支付的费用。这些文件大多写于公元54—58年。其中，许多声明中并没有说明交易的商品是什么，但交易金额清楚地表明朱孔都斯经手的都是大生意（据估算，平均金额达到4500塞斯特斯）。他的生意绝大多数似乎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不固定，主要贩卖杨木或奴隶等商品。可以想象，在一个虽然发达但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中，这种商业活动应当是很常见的。

通过阅读法典和分析一些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个例，人们可能会得到一种印象，觉得罗马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具有可流动性；上文提到，庞贝人即使签名时也会将各人相对的社会地位等级加以比较，无疑可以作为这种印象的佐证。释奴，例如佩特罗尼乌斯笔下的滑稽角色特立马乔，无论拥有了多么巨额的财富，也无论他居住在多么宏伟的房子中，他们永远都要受到自身法律地位的束缚。总的来说，家族和亲缘远比金钱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庞贝还因为大约2500张白底红字的竞选海报而闻名，这些海报号召人们投票支持市政府选举中的各位候选人。这给旁观者留下了生动的、人人积极参与的民主制度的印象，以为这里真正重视公民投票，对选民发表的游说演讲也被认真对待。事实上，许多评论家都是如此解读的。然而，古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事实使这样的解释最终无法成立。精英阶层最关心的始终是如何使城市居民永远保持驯顺，为此他们努力确保食物供应充足和娱乐设施完善。因为骚乱通常是由于粮食的短缺引起的，这种危险永远存在，并且极易引发政治动**。公元59年的庞贝动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起初，庞贝人和纽塞利亚人在一场角斗中发生了冲突，在塔西佗看来，这场暴乱就是由庞贝城中非法的政治“俱乐部”煽动的。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确实往往比今天更加直接和开放。当时还没有媒体，向大众发表公开演说和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类似的对话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选举并不会去真正评估政客们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因为候选人一旦当选，即使只是如市政官之类的低级行政官职，也意味着他可以终生在元老院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样，罗马人也不可能容忍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纵观罗马历史，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上流社会群体总是在干扰民主制度。这不仅仅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结盟。提供捐助和接受庇护，是罗马社会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上流社会，都不会用民主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对民主制度的全盘否定，但否定了该制度的作用。

庞贝的竞选海报上印着如“所有的金匠都希望盖乌斯·库斯皮乌斯·帕纳萨当选营造官”或者“我请求你选举霍洛康尼乌斯·弗里斯库斯为营造官，他是共和国里最有风度、最有价值的人”之类的内容。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政治评价往往以道德观念的形式出现，庞贝也不例外。同样是在1世纪，当时在西班牙新设立了独立市，从那里发现了残存的市政宪章，从中可知投票是在选区里进行的。候选人需要在多数选取中都获得胜利，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根据《马拉加宪章》的记载，“直到选举出了足够多的候任政务官”，现任的政务官才会宣布当选者。我们很难确认候选人在选区内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募集资金，才能确保最终当选为地方要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当地的“俱乐部”或者社团上，这些组织负责维护社区中团体的利益，负责人通常由释奴担任。我们还可以发现，富人住宅区遍布整座城市，这说明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着我们熟悉的侍从体系。在自己的选区之外，接收到元老院元老的赞助，对于其赢得选民支持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艺术与文化

对政治的探讨该告一段落了。庞贝古城也向我们展示了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意大利装饰艺术的盛况，其中有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也有些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灾难发生时，这座城市正在进行重建。但是，同我们了解到的尼禄和韦帕芗时期的罗马城相比，它的面貌还是显得十分古旧。事实上，1世纪见证了一场建筑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塑造了其后3个世纪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混凝土至关重要。我们常常可以在罗马帝国公共和私人的建筑物上看到曲线和多边形，但直到1世纪的后半段，建筑师们才开始探索利用这些设计来改造室内空间的可能性。砖拱是另一项经久不衰的罗马工艺。这两种技艺在庞贝古城都很少见。同样，在庞贝我们也没有发现太多迹象表明在城市空间使用方面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在2世纪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人们渐渐厌倦了大型的独立住宅，反而喜欢上了幽静的乡间别墅，由此导致旧有的城市住宅群逐渐消失，重新设计时房屋的占地面积更为紧凑。同时，在这里我们也尚未发现有很多砖砌或混凝土制成的公寓或公寓楼，而这些可以说是2世纪之后最重要的变化了。在4世纪时，罗马公寓的数量不少于46000栋，而相比较而言，独立住宅的数量才不过1790座。罗马的奥斯提亚港就拥有大量这类的房屋。而在庞贝，这一过程不过刚刚开始，而且没有特意修建的公寓。

就内部装饰而言，庞贝古城在末期采用的样式也显得十分过时。我们难以确认这样的印象是否受到现有证据的误导。然而，在2—4世纪的意大利，没有任何建筑呈现出类似公元前1世纪到1世纪期间那种蓬勃发展的风格特点。在共和国晚期，庞贝的壁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本所谓的“第一风格”主要采用涂色的纸灰来进行粉刷，后来人们开始用富有想象力的阴影和透视手法来取而代之，营造出非常梦幻的建筑形式，被称为“第二风格”。1世纪时，建筑专家又设计出另外两种风格：一种是在建筑环境中引入一种矫揉造作、过分修饰的效果，在建筑结构上很难实现，因而已经被抛弃；另一种也是最后一种风格，将这种梦幻的建筑与巴洛克元素及其他各种新的装饰形式结合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发现，由于过度堆砌技巧，晚期的一些作品显得非常没有品位。

谈论过艺术，我们也可以简要地分析一下文学，因为“黄金时代”那些最著名的有作品传世的罗马作家几乎全部都是意大利人（李维、西塞罗、卡图卢斯、普罗佩提乌斯、维吉尔、奥维德、萨鲁斯特、贺拉斯）。此后，意大利人同其他外省人（事实上，他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罗马及周边地区）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帝国拉丁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2—3世纪文学作品的严重匮乏。在弗拉维时代，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和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可能来自帕塔维姆）创作了自己的叙事诗，之后直到4世纪，除朱文纳尔[来自阿奎纳（阿基诺）]外，没有再出现过其他重要的拉丁诗人。这些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十分生硬，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品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帕皮尼乌斯·斯塔提乌斯是弗拉维时代一位比较优秀的诗人。尽管他的叙事诗往往过于戏剧化，并且总是在追求变化和新奇的风格，品位奇特，但在应景诗中斯塔提乌斯还是展现出了对形式的掌控力。在我们看来，他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那不勒斯的出身背景。作为一位修辞学教师的儿子，他的五卷本《希尔瓦》表明，在1世纪中叶，这个城市有着活跃的双语教育和浓厚的知识氛围。

罗马帝国中期在散文方面也所出甚少。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帝国中拥有如苏维托尼乌斯（可能来自非洲）和塔西佗（可能来自意大利北部）等大家，但此后便无以为继，杂记家奥勒斯·格留思、弗朗托的书信和阿普列乌斯夸夸其谈的小说《金驴记》都无法填补这一空白。这几位作家都不是意大利人（后两位显然是非洲人，而格留思很可能也是），直到很久之后意大利才又出现了优秀的作家。3世纪时，仅有的几部优秀拉丁文学作品都是由基督教作家完成的，如德尔图良和居普良（同样都来自罗马帝国的非洲部分）。4世纪的时候曾出现复兴，但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接近罗马或意大利的作家是来自西西里岛的占星家费尔米库斯·马特尔努斯，他后来皈依基督教。直到4世纪的下半叶才再次出现了一群以罗马为生活中心的杰出文学人物，其中包括昆塔斯·奥列里乌斯·叙马库斯、他的姻亲维利乌斯·尼科马霍斯·弗拉维努斯等人。这样的圈子可以向我们揭示那些已经逝去的古代异教贵族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仍然十分珍视罗马这一概念，但对意大利本身却并不在意。

叙马库斯这样的人物在意大利拥有大片土地。在卢卡尼亚的沃尔塞（布奇诺）出土了一本土地登记簿的些许残片，它可以追溯到323年，从中我们可以窥见4世纪的贵族地主世界的一些细节。同单纯的文献阅读相比，它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指引我们了解当时的世界。显而易见，沃尔塞这些文件的根源在于新帝国对意大利的税收要求，和其他地方一样，当时的意大利是一个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经被划分为几个小省）。该文件涉及至少70份地产。它们被划分为7个“帕奇”（乡镇的农业区域）。一般而言，与人口普查的结果类似，我们应该可以从这本登记簿中发现若干个人土地所有者（在2世纪的食品登记簿中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但让人好奇的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个人土地所有者。这些农场和住宅的名字都取自其某位前任主人，然而，在这个地区的同时代人或之前的几代人中都找不到这些名字，这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土地持有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要么可以理解为这些土地几个世纪以来都被同一个家族牢牢把控。后者才是正确的答案。事实上，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名字，因为他就是铭文序言中所提到的特尔齐乌斯。这位特尔齐乌斯和卢修斯·特尔齐乌斯·阿普罗尼亚努斯是同一人，他出生于一个极为富有的家族，于339年出任罗马的行政长官。因此，沃尔塞的铭文确确实实证明了意大利贵族通过不断联姻和积累财富，在整个帝国时期保持了地位的稳定和家族的繁盛，直到5—6世纪蛮族入侵和查士丁尼出征收复失地时，这种生活方式才被打破，当时的人们再次意识到意大利和教皇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