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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第2页)

可以说,这种江湖上的“义”意识,已经很强烈地影响到了军阀的行为准则,军阀集团内部重要成员与首领之间除效忠关系而外,往往还有结盟(结拜)关系,不拜把子,不结团体,彼此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谓的信义与情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是,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胜者往往不对负方作穷寇之追。战场上尽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于对方的家眷和财产却很少触动,战败后片甲不存的军阀,也会得到对方的优礼。可以说,这种貌似绅士风度的做派来自于游民意识的侠义观念,因为毕竟彼此过去同属一个“北洋团体”,彼此的“优容”可以解释为既是做给外部也是做给内部看的一种把戏,以显其仗义和宽厚。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皖战前小徐(徐树铮,皖系谋主)诱杀了北洋旧将陆建章,会引起北洋军阀的普遍不满,以致成为皖系战败的一个筹码,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显得那么不够“侠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军阀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游民意识的成分,但游民意识在传统社会毕竟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对多数军阀而言,游民意识仅仅是一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因素,少数军阀的游民意识的色调虽然重些,但随着角色身份的变化,也会逐渐淡化而最终向正统观念靠拢。

三、欧化意识的波及

袁世凯办模范团,意欲培养嫡系亲贵武力。陈光远任团副(团长袁自兼)。第一期学员毕业,团副照例训话。陈不学无术,然又好诌文,以避人讥其无学。陈训话云:“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养。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不可限量,说成“不堪设想”,全团为之大哗。

◎他倒是说对了。

洪宪帝制,反对声四起,袁世凯不得已取消帝制,任用段祺瑞总理收拾残局,段想用自己的心腹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但袁世凯最头痛的人就是徐,喃喃地说:“不成话,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还是东洋刀!”

◎他自己也是东洋刀。

西方文化对军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经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其中某些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为一时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对军阀发生影响。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层次,基督教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国传播(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由于自身“孔子加耶稣”的“本色化”变形,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许多边远地区出现传教士的踪迹,据统计,到1918年,仅天主教徒就达190万之多⑦。由于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浅层文化天然的普适性特点,因此,西方宗教,尤其基督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军阀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涌入,对军阀陈腐发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而大批学军事的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加上更大数量的国内新式军事学校(堂)的学生,则给这些思潮提供了接收载体,军阀部队的干部构成,这些人员占了很大比重。说也奇怪,某些军阀冥顽不灵的头脑,对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于某些偏执的极端主义货色,却有灵犀一点,一拍即合,无论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一些军阀热衷引进的对象。

皖系参战军的一个旅长在一次对全旅官兵讲话时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

◎如果是叭儿狗就糟了。

有一次,张宗昌说:“我也有主义。”友人问他是何主义,他沾沾自喜回答说:“三多主义:钱多,兵多,姨太太多。”

◎阿猫阿狗也有“主义”。

冯国璋在南京被烧去七百几十万财产,王占元每引以为戒。他常说:“做官的人,万不可在当地置办不动产,否则,一旦下台,不但产业不能带走,反必处处予人以口实。”

◎也须退步抽身早。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在西方不怎么高明的学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唤起国人自强自救意识方面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军阀政治的影响却存在另一面,即对强力的崇拜,对武力的迷信,对弱肉强食正中下怀的称道,由醒狮派宣传的国家主义,也在特定时期成了某些军阀维系军心,对抗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具。孙传芳曾利用国家主义组织“三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⑧唐继尧也在云南组织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治党”,开办三月一期的“民治学院”,组织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⑨一度流行于德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德日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则为山西王阎锡山奉为至宝,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与警察制度,把山西搞成了一个大兵营。

滇军范石生本是清末秀才,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好谈军事,又好弄笔墨,自命能文能武,以宋朝的范仲淹自居,常用“军中一范”的图章向通信的朋友夸耀。但他在军阀角逐中却总是失利,“军中一范”变成了“军中一饭(桶)”。

◎谁都自我感觉良好。

“九一八”事变后,困居日本的张宗昌回国,梦想收回山东地盘。时占据山东的韩复榘,也利用张的这一心理,将其诱回山东,欲除掉或幽禁之。一次韩请张看戏,张入座稍迟,到包厢后,韩的夫人纪甘青给张让座,自己坐到另一厢中。张见她走去,便戏谑地对韩说:“你在山东顶了我的窝子,我今天也顶了你太太的窝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韩遂坚定了杀张之心。

◎玩笑开不得。

鉴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团体凝聚力,一直在北洋营垒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冯玉祥,直接撷取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利于他的成分,并利用宗教本身联络、聚合人群的形式,让耶稣基督为他维系军心,博得了“基督将军”的美名。蒋介石则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悦西方国家和联络国内欧化阶层的手段与招牌。

有时,西方思潮对军阀政治的影响还会表现在这样一些场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的输入与爱国浪潮的高涨交织在一起,某些较为敏感的军阀总能喊出一些时髦的口号以争取军心和民心。如阎锡山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⑩,因此总是随时代风云的变幻,相应地打出一些“主义”和“旗帜”,以示“进步”和趋时。吴佩孚尽管满脑子“仁义道德”,但也曾起劲地高喊“德谟克里特”以至“劳工神圣”,从而在与皖系的斗争中争得若干人心的筹码。

应该指出的是,军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和相当浅层次的,比起他们的旧文化根基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西化”较深、满嘴新词的阎锡山,也最多达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前辈张之洞的窠臼,近代军阀说到底还是封建军阀。

陈光远督赣,为自己庆寿,广收贺礼,商会以赤金铸八仙人一套为祝,陈连连称好。后又曰:“只可惜小一点。”

◎此叹今古为官者同有。

张宗昌督鲁不久,就将各报社及通讯社记者传至督署训话。说:“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哪个说我坏,我就军法从事。”

◎报纸功能就是栽花不栽刺。

张怀芝当了无权无兵的参谋总长。一次参谋部发生闹饷风潮,张怀芝说:“我现在换上了长袍,不能像短褂子,打劫一笔来大家分摊几个子,我们只好白穷。”

◎说实话的可爱。

注释:

①1925年12月21日《长沙大公报》。

②《吴佩孚先生集·传记》,第315页。

③袁世凯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④黄育楩:《破邪详辨》卷二。

⑤⑥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版,第96页。

⑦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⑧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八),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7~58页。

⑨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167页。

⑩《阎百川先生救国言论集》第二辑,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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