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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猫眼叔叔要找的人不在了（第3页）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任叔叔撩起眼皮说：“停停停。”

男孩忐忑不安地停住，手足无措地看他。

任叔叔起身，把男孩拉开，站到对方的位置上，咳嗽一声：“我来学一学你。”

他惟妙惟肖地学起了男孩的神态、嗓音和咬字。原来对方的普通话不准确，前舌音后舌音弄混了。男孩朗诵时，谁也没听出不妥，让任叔叔一学，谬误处被他夸张地放大，变得乡土气，滑稽。前后左右一片笑声。男孩不笑，脸红得像他臂上的袖章，如果脚下有个洞，他一定已经钻进去了。

我爸看到这一幕，把任叔叔叫出去说话：“老任你可要悠着点儿，得罪了这些小神，那不是闹着玩的事。”

任叔叔眼睛一瞪：“我怕他们？我要不是颗金刚钻，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儿！”

我爸说不通他，拍拍他的肩，意思全都在这个贴心贴肺的动作里。

乐队那边是猫眼叔叔总负责。乐队成员不是专业出身的演奏家，自学成才者居多，五线谱看不懂，猫眼叔叔只好多费一道工序，把他编出来的总谱一张张地翻译成简谱，再刻写，油印，装订成册，发到每个人的手里。猫眼叔叔笑嘻嘻地告诉我爸说，他在乐队里不是指挥，也不是监制，是个喂饭的，把乐谱一句句地唱出来，喂给所有人。要是他有一句嚼不烂，乐队里就会有人咽不下。

幸好猫眼叔叔脾气好，无论把那些乐谱咀嚼多少遍，他总是津津有味。每练习一小时，他总要让大家停下来休息，由他来讲解一些基本乐理，讲配器的简单常识，讲各种乐器在乐队中应该起的作用。他大概把眼前的业余乐手当成了他的学生，谆谆教导，乐此不疲。

可是他的那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实在太别扭，有时候我躲在旁边听，听着听着忍不住地笑起来。

猫眼叔叔把脑袋转到我的方向，语气柔软地提醒我：“小米，你不可以破坏课堂纪律！”

我们家里的日子一如既往，永远是那样忙忙乱乱，慌里慌张。

放在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旧闹钟依旧是在早晨六点半钟准时炸响，用鸭子一样沙哑的嘎嘎声提醒我们起床。妈妈说了无数遍要换个新的闹钟，又始终掏不出价格表上的十二块四毛钱，因为我们家里一直是寅吃卯粮，每个月底都要去会计那儿说好话，提前支出下个月的工资。十二块钱是一笔大钱，用来买个闹钟，妈妈实在难下决心。

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了，不然妈妈会认为我懒惰，不思进取，什么什么的，唠叨个没完。我不希望妈妈对我太过失望。我在心里喊着“一、二、三！”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手忙脚乱穿衣服。还好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我只需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赤脚套进凉鞋，这省去我的不少麻烦。起码我不至于总是把脚伸进单裤和棉裤的夹层之间。

外婆在厨房里捅煤炉，烧水，热粥。妈妈要给婴儿喂奶。照料圈圈的任务落到了爸爸头上。爸爸跟四岁的圈圈混到了一起，自己就倒退到十四岁，两个人你挠我一下，我偷袭你一下，嘻嘻哈哈，叽叽喳喳，没个正经。要等妈妈忍无可忍地冲过来，大喝一声：“好啦！”爸爸才朝圈圈吐一下舌头，做个鬼脸，让小东西安静下来，乖乖地穿衣穿鞋。

对这一套小孩子的玩乐，我从来不屑一顾。我矜持地拿了牙具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厨房里舀一漱口杯的冷水（这个天气不必兑一半热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大的牙膏，匆匆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永远是不多也不少。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圆圆的一个环，像杂技团里小狗钻的火圈。弯弯的一条，像猫眼叔叔咧着笑的嘴巴。三角形，那是我和同学玩的拍画儿。

我还是不喜欢跟大人们蹲成一溜排队上厕所。实在憋得急了，我会冲出后门到河边去解决。往河中撒尿最爽，你可以看见尿水很急地把河面冲出一个凹坑，凹坑周遭涌出细小的泡沫，而后**开无数的涟漪，一圈一圈扩散着，一直漾到看不见的地方。早起下河淘米的老太太们会翻着眼睛骂我一声“小畜生哎！”没有关系，不理她们就是。撒泡尿算什么？在河边洗屎尿布、刷马桶的人多的是。

我最怕的就是早晨这个时候小婴儿拉了，妈妈要给她换尿布，要打水给她洗红彤彤的小屁股，如果外婆腾不出手，我就得应召去帮忙。我急急忙忙地端去半盆温水后，妈妈就要命令我拎住婴儿的两只小脚，好让那两片沾满稀屎的屁股露出来，方便她拿一块柔软的小毛巾轻轻擦洗。帮忙拎脚倒不是难事，腻歪的是婴儿常常在洗到一半时作怪，“噗啦”一下子又拉出一摊，而且不偏不倚拉在我刚端来的水盆里。虽说婴儿不臭，可是眼睛里看着那半盆黄兮兮的粪水，怎么想都作呕。更可气的是婴儿这时候会哭，会挣扎，手舞足蹈，劲头很大，我若是一走神，滑脱了婴儿的脚，那就糟糕了，小家伙的半个身子落进水盆里，粪水溅在地上、椅子上、我和我妈的衣服上……哎呀呀，想想看那是何等的窝囊！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搞怪烦人。人为什么不能生出来就直接进入少年期？那要省掉大人多少麻烦！

一切料理妥当，一家人陆续坐到饭桌上喝完一碗粥，算是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过去了。之后，妈妈拎着一个方形的黑色塑料拎包去学校，学报纸社论，读《毛选四卷》，写批判“走资派”（也就是校长）的大字报，间或有揭发她衣着讲究或者对学生严厉的大字报贴出来，她就要赶紧去看，看完了写出检讨书。我爸爸呢，他原本是个上班闲散的人，那段日子反倒比我妈更守时，八点一过就出门，说是宣传队那摊子等着他去“过节目”。

我爸爸很善于在家庭里表扬自己，有一天喝粥时他问我：“小米你说说看，这个世界上谁最善良而勤劳？”

我马上举出一串例子：蚂蚁、蜜蜂、蜘蛛，甚至还有夜里抓田鼠的猫头鹰，帮大树除害虫的啄木鸟。

爸爸举着筷子摇头：“动物不算，我问的是人。”

人？谁呢？雷锋？白求恩？移山的老愚公？

“死人不算，说活人。”

活人是哪个？我咬着筷头费劲地想。

爸爸指指自己的鼻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就是我啊！”

绕了一大圈，原来又是夸自己。

我妈很不屑，冷笑说：“编排几个节目算什么勤劳？人家敲锣打鼓成立革委会，关你何事啊？你这叫拿根鸡毛当令箭，替人去作嫁衣裳。”

我爸不同意：“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艺术里面永远都有真善美。”

“你的艺术越美，你越是给那些造反派抬了轿子。”

我爸委屈地摊开手：“那我能怎么办？我不可能故意把一台节目弄得差，我们几个都做不到。艺术家都是天生追求完美的人。”

我妈冰冷冷地说：“这就是你们这些人的悲剧。”

吃过早饭，在妈妈的要求下，爸爸会带着圈圈去文化馆，留下我在家里写作业。妈妈说，宣传队排节目反正是闹哄哄的，圈圈去了不碍事。而我，我被打伤眼睛后已经耽误了太多的学习时间，我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我妈妈每晚临睡前绞尽脑汁地给我出题目，写在一个本子上，第二天我做完了交给她批改。她看得很认真，无一遗漏地给我指出错误，视错误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要给予惩罚，最后用红墨水端端正正地写上分数。一般说来，我会小心翼翼把分数维系在“八十”到“九十”之间。超过“九十”分，我妈会认为题目太容易了，下一次要增加难度系数，我等于自己给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少于“八十”分，我妈妈会恼怒，骂我木鱼脑瓜，不肯用心，什么什么的，我还是给自己找难受。权衡下来，“八十”分到“九十”分之间是最稳妥的状态，出题的人和做题的人都能接受，彼此心平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