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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了（第1页）

沈慧在省城一家叫“万家福”的小超市里当收银员，已经干了三年。

超市在一条老居民区的巷子里，门面不大，招牌褪了色，玻璃门上贴着“招聘收银员”的纸条，字迹模糊得像被雨泡过。沈慧每天早上七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轮班制，一周休息一天。她住在超市后面一栋老楼的五楼，一室一厅，月租八百。电视只能收到三个台，冰箱里永远只有鸡蛋和挂面。

她改了两次名字。第一次是2018年，从沈慧改成沈安。第二次是2021年，从沈安改成林芳。她换了三次住址，办了新的身份证，注销了所有社交媒体，连大学同学群都退了。她像一滴墨汁滴进清水里，散开，消失，不再有人记得她曾经存在过。

但她记得，她记得李悦。

她们在大学里住同一个宿舍，上下铺，李悦睡上面，她睡下面。李悦每天晚上会在床上看书，翻页的时候纸页摩擦的声音，像是秋天的落叶被风推着走。李悦生病之后，宿舍里其他人都搬走了，只有沈慧没搬。她陪李悦去了三次医院，看着李悦从一百斤瘦到七十斤，看着她头发一把一把掉，看着她还在笑。后来李悦的案子上了网，有人在网上骂她，有人扒她的照片，有人给她寄过恐吓信。沈慧没有作证。开庭之前，有人来找过她。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她对面，说：“你只需要在庭上说一句‘我不记得了’。”然后他推过来一个信封。沈慧没有收那个信封。

但她确实站在法庭上，说了“我不记得了”。

她说了那五个字之后，从法院走出来，在台阶上坐了一整个下午。天从亮到黑，她坐在那里，像一个忘记了自己是谁的人。没有人来找她，李悦的案子判了，缓刑。李悦死了。然后那个人又来了，第二次，坐在她对面，说：“换一个城市吧。”

她也确实换了，换了一个城市，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整个人生。七年里，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把闹钟调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了，她起床，刷牙，洗脸，穿那件蓝色的工作服，去超市，扫码，收钱，找零。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像一个什么也没做过的人一样活着。像一个没有站在法庭上、没有说过“我不记得了”的人一样活着……

但每天晚上关灯之后，她都能听见李悦翻书的声音。

她在万家福超市当了三年收银员。三年来，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多余的话。直到那天下午，两个穿便衣的人走进超市，停在收银台前面，掏出证件时，她看见的第一眼就知道——来了。

赵泽宇站在收银台前面，看着面前这个女人。三十一岁，扎着低马尾，没有化妆，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胸口别着一枚“林芳”的名牌。她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在任何一个超市都能看见的收银员。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的那种抖，是一种“终于来了”的抖。

“沈慧？”赵泽宇问。

她沉默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她把收银台的抽屉锁好，把工作服脱下来叠好放在柜台下面，然后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

“去外面说吧。”她说。她带他们走到巷口的一家馄饨店。店里没什么人，她选了最里面的卡座，坐下来之后，把双手放在桌上，手心朝上。

“你们想问什么，我都说。”她说。

赵泽宇坐在她对面，陈末坐在旁边。他没有急着开口，先打量了她一会儿，然后说：“你改名两次，搬家三次。是为了躲谁？”

“……躲所有人。”沈慧说，“当年那个案子之后，网上有人扒我的信息。我收到过恐吓信。有人打电话来骂我，说我是‘帮凶’。后来庄岩来找我，让我换城市。我换了。”

“庄岩让你换的？”

沈慧点头：“他说‘你留在这里，对谁都没好处’。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我没有收钱，但他怕我哪天反悔，重新出来作证。”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说？七年了，你什么都没说。”

沈慧低下头。她看着自己空空的掌心，看了很久。

“因为我怕死。”她说，“警官，我只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

赵泽宇没有接话。

“我怕说出来之后，那些寄恐吓信的人会找到我。我怕庄岩不会放过我。我怕李悦的事再来一遍。我怕——说出来之后，我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我怕的太多了。”

她抬起头，看着赵泽宇，眼睛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

“我十七岁认识李悦，十九岁和她睡上下铺，二十一岁陪她去医院。我见过她最好的样子，也见过她最差的样子。但我站在法庭上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我现在三十一岁了，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说了‘我不记得了’。”

她停了一下，声音很轻：“我什么都记得。”

赵泽宇看着她，没有接话。

陈末在旁边记录，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馄饨店里格外清晰。店里的老阿姨端上来三碗馄饨，放在桌上，说“慢慢吃”，然后转身走了。

赵泽宇把那碗馄饨推到她面前：“先吃。吃完再说。”

沈慧低头看着那碗馄饨，汤面上浮着葱花，热气扑在脸上。她没有动。赵泽宇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走出店门。

他拨通江祁之的电话：“江队，沈慧找到了。她什么都愿意说。”

“带回来。”

“行。”赵泽宇顿了顿，“还有一个事——她说当年庄岩去找她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她说庄岩带着一个人，像个翻译。那个人没说话，全程站着，但不像是保镖。像是一个——‘在旁边听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