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胡说。”父亲抬起头,眼睛通红,“我女儿,我连抱她一下都不敢。我算什么父亲?”
“林建桢。”
“我明天就告诉她——”
“你敢。”母亲的声音冷得像冰,“你说了,前面十几年就全白费了。”
父亲看着我,嘴唇在抖。他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最后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背,松开手,摇摇晃晃走回了房间。
那晚我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父亲通红的眼睛。他说“对不起我”,他说“不敢抱我”。他在对不起什么?他为什么不敢抱我?
第二天早上,父亲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常看报、喝茶、上班。母亲也照常做饭、洗衣。只有我,一个人揣着那个问题,谁也不敢问。
那天之后,父亲再没有提过那句话。我也假装忘了。可我没有忘。
夜深人静,全家睡熟之后,母亲才卸下白日的模样。
那一枚素净典雅的发卡,她已经备了许久。她没有勇气当面交到我的手上,只趁着沉沉夜色,轻手轻脚走进我的房间,将发卡轻轻搁在枕侧。不开灯,也不曾碰我分毫,放下便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转头,才看见枕边静静躺着的发卡。没有字条,没有只言片语。
我拿起发卡,走到客厅。母亲正在厨房煮面。
“妈。”我把发卡放在桌上,“这个,是不是你放的?”
她头也没回:“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半夜放?”
“你看错了。”
“我没看错。”
母亲关掉火,转过身来。她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青色,看着我时,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不喜欢就扔了。”
“我不扔。”我说。
她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连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你织了那么多围巾,没有一条是给我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你半夜给我放发卡,是可怜我吗?”
母亲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刺到了。
“你出去。”她说。
“妈——”
“出去!”
我抓起发卡,转身回了房间。我坐在床上,把发卡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内侧有一行极小的字,是母亲用针尖一点一点扎出来的——“宁宁,别恨我。”
我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我把发卡狠狠摔在床上,又捡起来,塞进抽屉最深处,再也没戴过。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听见母亲在厨房里低低地哭。我站在走廊拐角,没有过去。我心里想的是:你哭什么?你什么都有,你还有攸澄和攸恬。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哭的,恰恰是我。
盛夏日光炽烈,蝉鸣喧嚣,晚风燥热。可这间狭小的屋子里,每个人心底,都压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阴影。
可我没有让自己被压垮。那个夏天,我拿到了高中部的奖学金。没人知道,也没人问。我把奖状折好,夹进课本。那是我给自己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