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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没落 共和下的皇族们（第1页）

注定没落：共和下的皇族们

公道的说，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说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而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不应抹杀，更不应贬低。

如放宽历史的视角，清帝退位不到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进行中或结束后，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的皇帝们都陆续步清帝之后尘而走下皇位。从这个角度上说，辛亥革命或许是一种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所在，而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国内革命。事实上，相比于沙皇或德皇的遭遇，清帝的退位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出悲剧。

1913年2月22日，在清廷覆亡一年零十天之后，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去世。就在一周前，她刚好度过了自己的46岁生日。弥留之际，这位背负了大清灭亡责任的女人对年仅7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内务府大臣、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待亡之人，语意凄惨悲凉，令人不堪卒读。

隆裕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太后。鉴于中国的王朝史在这位才智平庸的女人手中终结，她的去世无疑具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意义。隆裕太后死后，民国政府给予了极为隆重的礼遇。大总统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全体国务员亲往致祭。

不仅如此，袁大总统本人还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以示对旧主的哀悼。随后，袁世凯政府又安排在太和殿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亲自主祭。开祭之日，就连当时已退隐青岛的前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遗老徐世昌，也拖着条小辫子赶来祭奠。

隆裕太后赞襄共和之举，于民有利，于国有功，加上其夫光绪皇帝为人所同情，她在丧后有如此待遇，倒也还算说得过去。当年冬天，在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奉安之际（即将两人遗体合葬入崇陵），遗老们还在梁各庄的灵棚里演出了这样一出活剧：

活剧的两位主角，一个是前清进士、原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广东宣慰使梁鼎芬（后成为溥仪的师傅），另一位则是自命“孤臣”的前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这两人正在倾情哀号时，突然看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带领国务员前来致祭。赵秉钧等人还算识礼节，他们来后即脱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大礼。

梁鼎芬见后十分兴奋，也不知道那根筋搭错了，他突然跑到一个没有穿清朝袍褂而仍旧着西装大礼服的国务员面前，并指着其鼻子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被梁鼎芬骂的是谁呢？原来是前山东巡抚、现民国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之父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孙本人与梁鼎芬也不算陌生，他当时被这个老朋友骂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梁鼎芬却气得满脸通红，他手指头哆嗦着，指着孙宝琦大骂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着这身衣服来见先帝先后，行这样的礼，你、你还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正当周围人一片愕然之时，正在哀嚎的劳乃宣也赶来帮腔：“骂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梁鼎芬和劳乃宣的一唱一和，把更多的人招来，孙宝琦尴尬之余，只好低着头连说：“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民国后，妄图复辟的遗老遗少们虽然已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但死抱着过去君主制理念的铁杆拥趸还是有这么几位。譬如在清帝退位后仍试图顽抗的前陕甘总督升允，他在交出军权走往西宁后仍旧“贼心不死”，随之又辗转经西伯利亚及东北后流亡日本，随后仍积极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

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即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勾结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复辟，但因计划仓促而未能得逞。同年12月，升允又潜入青岛继续复辟活动。1914年日军借口对德国宣战而侵占青岛后，升允曾向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寻求支持未果。张勋复辟前夕，升允与前清遗老郑孝胥等人书信往来频繁。他还曾致函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要他抓住大好机会，完成“复辟大业”。

1917年7月，张勋拥逊帝溥仪二度登基，实行复辟。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升允，也被封为了大学士。但正当这位“大学士”兴致勃勃地准备赴京上任时，短命的复辟在十余天后即宣告失败。大失所望之余，升允从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升允病死于天津租界。尽管当时溥仪已被赶出紫禁城，但“小朝廷”仍旧给升允赐谥号“文忠”，算是对其长期支持的一个回报。

再说那位“力保大清不亡”的恭亲王溥伟。按说，溥伟继承了恭亲王府的庞大家业，不说安享荣华富贵，至少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但是，这位三十出头的小王爷对“亡国”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无日不思如何恢复祖先基业，由此而走火入魔，一发不可收拾。

溥伟年轻时运气好，18岁即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但是，出身贵胄的他年纪既轻，又缺乏社会阅历，平时喜欢说大话，放大炮，可谓是志大才疏，少不更事。这德性，就连当时其他宗室亲贵们也不待见他。据说，溥伟袭爵后自以为得意，每次遇见重臣李鸿章时总是大呼“少荃、少荃”，还以为是亲贵对大臣的亲热。李鸿章被这么叫了几次，有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板着脸把溥伟叫住：“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

清帝退位后，溥伟避居青岛并试图与德国人搭上线。但德国领事知道他的来意后，只允他在租界居住而对他前往德国考察的要求拒之千里。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此时正如日中天，而他这个前朝王爷如今早已过气，如何会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对此，溥伟也是无可奈何。

随着清廷的垮台，曾经的巨额俸禄与赏赐已成泡影，但溥伟仍不忘摆出王爷的派头，家中的仆役依旧成群，外出也还像以前那样前呼后拥，风采不减当年。更有甚者，其租住天津租界时，家中的一切吃喝日用，仍全部从北京采买，就连鸡鸭鱼肉、咸菜点心，也都只要从前的老字号，如天福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等，不一而足。过惯了好日子的溥伟，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依旧挥霍无度，全然不知坐吃山空的危险，其家中每月开支三五千元，仍不够花销。由于年年寅吃卯粮，最后恭王府也卖给了辅仁大学，但这买卖却惹起一场官司（堂兄弟溥心畲、溥僡认为恭王府也有他们的一份）。

家庭开销还是小事，溥伟更迷恋于复辟大业，为此白白花了许多冤枉钱。在沙俄革命后，一些逃到中国的白俄将领主动找上门大表忠心，称愿在复辟时充当先锋。溥伟听后大乐，于是厚加赏赐，企图收为己用。失势的蒙古王爷听说后，也纷纷上门求见，大肆吹嘘说蒙古铁旗已经蓄势待发，只待王爷一声令下……对此厚意，溥伟不免又要犒赏三军，这一来二去，家财散尽，最终却是一事无成。

自命天潢贵胄的溥伟不仅志大才疏，更多的则是智慧不足，荒唐有余。其空有复辟的野心而昧于历史潮流，每每逆势而动，当然不会有好结果。德国人被赶出青岛后，溥伟又迁到大连企图投靠日本人。期间，他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拉上关系，后者也对他颇为看好。据说，内田曾向日本内阁建议，扶持溥伟在沈阳登基，建立“明光帝国”。

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溥伟在日本警察与宪兵的保护下，身着亲王朝服前往沈阳祭陵。这一举动，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很多人认为溥伟将取代溥仪成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但是，日本军部对满铁的动议不以为然，其认为溥仪的“皇帝”头衔比溥伟来得更有价值，更加名正言顺，而且年纪更轻的溥仪也比溥伟更好操控。于是乎，溥伟的帝王美梦就此破裂。

倒是溥仪，他被日本人扶上台后对堂兄的野心颇为警惕，自以为忠心耿耿的溥伟始终未曾得到任何实差，就连零花钱也不曾接济。1936年1月，56岁的溥伟在贫困交加中死在长春新华旅社，结局颇为凄惨。

宗社党中，还有一个颇具人望与能力的人物，那就是肃亲王善耆。善耆在清末王爷中可谓“新潮人物”，最早安装电灯的王府是他家，最先接上自来水的也是他家，还有坐沙发，睡席梦思，善耆都是皇族中“吃螃蟹”的第一人。更牛的是，善耆特别能生孩子，他共有21个儿子、17个女儿（其前辈康熙老爷子共35子、20女）。这38个孩子中，有36个留洋（其中24个留日，其他留学英国、德国、比利时）。

和其他旗人一样，善耆也喜欢听戏唱戏。虽然他的嗓子不行，但他善演武戏，并曾得名角盖叫天的悉心教导。在王府的堂会上，善耆演的郑成功和多尔衮轰动一时。盖叫天也曾说：“我死后，得我真传的唯肃王爷一人也。”

唱戏若能唱成职业、唱成名角，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惜的，善耆对复辟的兴趣更大。1912年2月2日，善耆在日本陆军大佐高山公通的护送下从北京出走。为此，日本人特地在山海关将火车阻断，随后又出动军舰将其诱到旅顺，并赠给他一处别墅。出关前，善耆吟出了一首意味深长的五言绝句：“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民国后，善耆成为满蒙独立及建立“满洲国”的先行分子，其与日本人的关系越走越近。就连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儿，也送给了日本浪人、老牌的“中国通”川岛浪速作为养女。这就是后来知名的女谍川岛芳子。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最终没有把宝压到他的身上，善耆的一片“痴心”换来的全是迷梦。1922年，困居旅顺的善耆在抑郁中一病不起，终年57岁。次年，善耆的灵柩由火车载送回京安葬。离奇的是，在善耆的灵柩被抬下火车后，从前门火车站到劲松祖坟所在地的一路，其家人都命人用纸钱覆盖，最终以“走阴路不走阳路”的方式圆了这位前清王爷生前所发的那个誓：“无论生死，不履民国寸土。”

前清皇室的显赫人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摄政王载沣。在解除王职之后，载沣黯然退居醇王府。不过，就载沣本人来说，也或许称得上是一件幸事。对于安于现状、生性淡泊的载沣而言，执政的三年才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年。至于“清帝退位”一节，载沣事后说了这样一句不无清醒的话：“共和是潮流，专制的灭亡不可避免。退位减少了杀戮，对国家有利。”

民国以后，载沣的生活平静低调，他不曾参与任何复辟活动而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保持现状，不温不火则足矣。1912年8月，孙中山到北京时曾拜访过他，并送了一张留有亲笔签名的照片。载沣一直将之留在身边，作何用途，不得而知。（载沣死后，照片由其第四子溥任上交政府，现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很没有兴趣，从头至尾他都未参与，而只是冷眼观看了这幕只有12天的复辟闹剧。退政后的载沣，读书藏书是其主要嗜好，并自号“书癖”。他每天除了给老福晋请安和吃饭，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大书房“宝翰堂”度过。载沣的书法不错，也喜欢写字，写得最多是四字条幅：“端正和平”。

对于王府的事务，载沣一般都不插手。老福晋刘佳氏在时，都由她处理；刘佳氏死后，则是自己的侧福晋邓佳氏处理。下面的人有事向他请示，他的回答通常都是“照老例办”，就连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看什么病吃什么药，载沣也是一律“照例”。

在皇族中，载沣对新事物算是比较开明的。譬如他是最早剪去辫子的，安电灯、装电话，穿西服、买汽车，他也是比较早的（溥仪在回忆录中就曾抱怨，王府可以有的东西，皇宫却不准有）。载沣的开明，或许与他曾出使德国见过世面有关，但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在私下里很是不满，特别是剪辫，甚至有人骂他“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