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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与反攻 革命碰到硬骨头（第1页）

抵抗与反攻：革命碰到硬骨头

辛亥年中，在武昌、西安等地屠戮旗人的消息传出后，恐慌情绪迅速弥漫到其他各省的驻防八旗。在本能的疑惧心理及各种夸大失真的传闻渲染下，旗人们往往产生“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不战亦死，战或得生”的想法。譬如荆州，当湖北革命军前来讲和时，荆州旗人并不相信都督黎元洪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武昌旗兵和旗人的遭遇，而这些受害者又绝大多数来自于荆？州。

位于长江上游、控滇黔巴蜀往来之通道的荆州，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在荆州设立驻防，由满蒙八旗组成，最初为4?000名兵额，后增至5?000名。最多时，加上养育兵等共计7?200名，为内地最多。荆州八旗设将军一名，副都统二名，在各地非省会驻防中，只有荆州的规格相当于省会城市。

设立八旗驻防后，荆州古城被一分为二，东城为满城，西城为汉城，两城用城墙相互隔绝。荆州八旗的人口最初约15?000人，但随着人口的逐年递增，光绪年间已近23?000人，其中还不包括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损失及之后迁到杭州的那部分人。

武昌起义时，荆州将军为连魁，左翼副都统桓龄，右翼副都统松鹤，旗兵2?000余名。由于长期派员至湖北新军中轮训，加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荆州旗兵的军事素质相对较高，其中至少有一个标的旗兵可称得上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副都统恒龄据说“于军事学颇有研究，其部下之指挥官亦多系学堂出身”。荆州营中，枪弹十分充足，“开花弹亦多”，这一标的旗兵实际上是按新军的标准编练而成。

不过，荆州将军连魁则性格怯懦。在革命军攻下宜昌后，其立刻通过驻沙市的日本领事转告宜昌革命军政府，请求划界而治，两不相犯，但遭到革命军首领唐牺支的拒绝。革命军攻打荆州之前，曾发布檄文：“我军之所谓革命云者，不过欲改造共和，并非制尔人民之死命；排满云者，不过推翻政府，并非歼灭旗人。诸君试细玩本部此言，当亦憬然大悟矣。今与诸君约：三日之内，倘能自知痛悔，先缴枪械，率众来归，尚可转危为安，转祸为福。若竟甘心从逆，则城破之日，玉石俱焚。”

接到革命军要求其“缴械投降”的檄文后，荆州旗兵针锋相对，他们将荆州城中的另一半汉人扣为人质，并将战线主动推至城外十里，摆出一副坚决抵抗的架势。11月19日，革命军开始攻打荆州外围，双方相持近半个月，但随着季雨霖、王正雅等其他革命军的来临，荆州八旗的兵员与弹药消耗大半，最后退守荆州，闭城待援。

在清廷顾此失彼、焦头烂额的情况下，等待援兵显然是不现实的。进入12月后，各路革命军开始围困荆州城，双方一度展开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后来，在一个法国传教士的调解下，关在城内的汉人被释放，但革命军很快便“背信弃义”地向城内开炮轰击，结果造成了大量旗人的伤亡。

在“内无粮晌、外无援兵”的局面下，荆州将军连魁请求法国传教士马德修从中转圜，其以不杀满人为条件，愿开城纳降。但是，副都统恒龄仍坚持己见，不肯投降。在此情况下，死伤旗兵家属齐集恒龄府邸哭骂，恒龄在羞愤绝望中自杀身亡，为荆州归降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恒龄死后，本无斗志的荆州将军连魁、副都统松鹤即请日本领事及法国主教及税务司司马铎出面讲和，荆州八旗正式缴械投降。革命军进入荆州城后，遵照承诺未加报复，并给旗人发放了一定的救济金和粮米，但由于满汉对立的情绪与阴影俱在，大多数的旗人在随后的一两年中相继离开荆州城，另谋生路。

在杭州，蒋梦麟曾在《西潮》中回忆说：“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

同样来自浙江的鲁迅也在《谣言世家》一文中说：“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

不过，蒋梦麟又补充了一段，说：“旗人领袖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借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

蒋梦麟所说的“桂翰香”即清末有一定知名度的杭州八旗协领贵林。早在11月3日，浙江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即出面劝服巡抚增韫拆去满城营墙，旗人尽编汉籍，并宣告浙江独立，以免发生满汉惨杀事件，但身为旗人的增韫未能下定决心。次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女革命党尹锐志一马当先，其手提炸弹冲入抚台衙门，巡抚卫队在目瞪口呆之下竟然忘记了抵抗，急得往马厩里藏身的巡抚增韫被生擒，后被关在了福建会馆。

增巡抚在浙江士绅中还算有些口碑，对立宪也知之颇深，杀他无甚必要。只是，浙江虽然变色，但杭州旗营并不包括在内。新成立的浙江军政府命增韫两次致函杭州将军德济，令其速速投降，但后者“毫无表示，似有抗拒模样”。在此情况下，革命军炮轰满城，旗兵也开炮还击，双方各有伤亡，不过人数不多，大概在二十余人。攻打到下午，旗营力渐不支，闭门坚守，但革命军大体上也只是手提自制炸弹的“临时起义队伍”，并无即刻破城的能力。于是革命党派出代表进入旗营谈判，后由旗人中的开明人士贵林出而至省咨议局洽谈停战事宜。当晚七时，双方宣布停火，杭州全城光复，德济、增韫等人被礼送出境，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推为浙江都督。

总体而言，杭州虽有对抗攻守，但程度较轻，受损亦小，只是在事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即蒋梦麟说的“贵林被戕”一事。当时贵林不仅在旗人中颇具声望，在全国士绅中也算个名人。事情的缘由，还要从一个名叫惠兴的旗人女子说起。1904年，孀居的旗人妇女惠兴创办杭州贞文女校，以帮助旗人女子提高文化水平。但一年后，贞文女校因为资金困难而面临关闭，惠兴向杭州的八旗官员求助，但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绝望之下，惠兴为抗议同胞的冷漠而自杀身亡。

惠兴的死在旗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北京女报》对此作了连续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这时，两位同样来自杭州的旗人金梁与贵林在激愤之下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惠兴的戏剧，并在京城巡演的同时组织了大型的募捐活动，筹集的钱用以重新开办贞文女校。后来，为纪念这位为女子教育而献身的惠兴，学校被更名为惠兴女学堂，而贵林则出任了学堂监督，直到他在辛亥年被杀。

多年后，沈钧儒曾这样表述此事：“浙江光复的头几个月里，一切都闹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两千余枝，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咨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

大势如此，贵林是否真有反对革命之举动呢？这事颇有些可疑。同样参加了浙江革命的马叙伦则认为，贵林“无意为他的主子效忠，他在满籍官员里面还算是比较开明的”。据他所说，贵林在旗营中素有“孝子”之称，他曾师事浙江名士宋恕，在后者的引介下，又结识了浙中名士陈黻宸。武昌起义后，贵林向陈黻宸请教，陈劝他不可拘执于君臣之义而应看在老百姓的份上，清朝统治太腐败了，已经没有希望了。

后来，贵林又请陈黻宸去见他的母亲，陈向其母恳切地劝导了一番后说：“将来如果有事，只要你们不抵抗，总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的。”其母听后，即对贵林说：“陈先生是至诚君子，你得听他的话。”如此，旗营被围后，贵林出来议降，即在陈黻宸的陪同之下。

很大程度上，贵林的被杀与新任浙江都督汤寿潜有很大关系，因为贵林是汤寿潜的至交好友。而后者原本是江浙立宪派领袖，并无一兵一卒，但因省咨议局坚持公推而得此任，这与同样争夺这一位置的革命党人存在较大矛盾。由此，浙军总司令周承炎趁汤寿潜去上海之际以“私藏武器”为名捕杀贵林父子，并在浙江咨议局广场公开行刑，其“敲山震虎”的含义极其明显。

事后，汤寿潜愤而辞职，这不仅是因为他在之前协议中担保“不杀一个旗人”，而更主要的是，在革命党的枪杆子面前，他作为文人和立宪派人士，完全控制不了局势。颇值称道的是，贵林的女儿在辛亥年后继续坚持办学，并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