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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熙寧新法（第3页）

五年三月行市易法。

五月行保甲養馬法。

八月頒方田均稅法。

六年九月收免行錢。四月，樞密文彥博罷。

此等新法，卽謂用意全是，大體上非長時間慎密推行，不易見效。

如方田均稅法，亦先有行者，而不勝其弊。歐陽修初亦主均田，見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謂其不便。祥長編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漸，又必有善體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實際吏治的情況。

熙寧六年張商英上五事劄子謂：「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議論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靑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靑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緩圖之，則為大利；不然則為大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終莫見其成矣。」張氏此言，可與上引范純仁說同看。新法利弊，盡在此中也。

如靑苗、市易等，無論立法用意如何，並不是必須激急推行，不可復緩。安石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進，至不惜犧牲許多不應放過的人事上之助力，實在是他的失策。如歐陽修為竭力獎進王安石之前輩，司馬光為安石同時好友，程顥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與安石始終共事，實為安石失敗之最大原因。蘇軾奏論新法，謂：「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營器械，閱習鼓旗，物議旣允，臣安敢有辭？」時反對新法者大體皆君子，安石寬以圖之，未必無和衷共濟之路。所以當時人說他性情執拗，不曉事。唐介言安石「好學泥古」，孫固言安石「狷狹少容」，皆中其病。又說他只能做翰林學士，不該做宰相。此韓琦語。

熙寧七年四月，權罷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後神宗依然照著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豐八年神宗卒，先後一共不過十七年。卽使舉朝一致，盡力推行，此等各項新制，均牽涉全國經濟民生，未必卽可有穩固之基礎與確定之成效。何論其常在議論喧豗、意見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卽廢。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敗，一部分是行政技術上的問題。

安石未免自視過高。

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安石初相，爭新法，議論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說他們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顧羣情矣。又固執不受人言。當時謂安石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議論不足恤」之狂論。

而結果為羣小所包圍，當時批評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於如呂誨等遽罵安石為大姦大詐，時新法尚未行，即司馬光等亦覺呂誨彈之太過，宜乎不足以動神宗之信託。

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

依照當時情祝，非先澄淸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旣忽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國內新政措施全無頭緒的當日，卻同時引起邊釁，對外便覬開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處。因此更是加意聚斂，而忽略了為國家的百年長計。

熙寧元年，富弼入覲，神宗問邊事，弼曰：「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時神宗年二十，方銳意有為，聞弼語，為之默然。安石相，始務拓境。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然自王韶開熙河，种諤開綏州，而徐熙卒有永樂之敗。事在元豐五年。史稱：「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對遼則割讓河東地七百里。事在熙寧八年。惟先有意於邊功，遂不期而亟亟於聚斂耳。

南宋時，陳亮評安石新政，從宋代建國的本原立論，可謂中其癥結。

亮謂：「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鎭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藩鎭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專；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本末，眞不足以謀國也。」

但安石新政，雖屬失敗，畢竟在其政制的後面，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舉要言之，約有三項。如保甲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方田、靑苗、均輸、市易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裁抑兼幷，上下俱足的社會。興學校、改科舉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安石自謂「經術所以經世務」，又勸神宗「為治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處也。

這一種理想，自有深遠的泉源，決不是只在應付現實、建立功名的觀念下所能產生。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

於是有所謂三經新義之頒行。王氏詩、書、周禮注，稱「三經新義」。劉靜春謂：「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旣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按：宋學實盡於劉之二語。

安石的新政雖失敗，而新學則不斷的有繼起者。

安石新法，雖為同時反對，其新經義，則雖同時政敵，亦推尊之。司馬光只謂其「不合以一家之學，蓋掩先儒」而已。劉摯亦謂：「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呂陶亦謂：「先儒傳注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時國子司業黃隱覬時迎合，欲廢王氏經義，竟大為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蓋就大體言，則當時反對新政諸人，固自與安石仍在同一立場也。

直到朱熹出來，他的四書集注，成為元、明、淸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其實還是沿著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