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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四脚（第2页）

他文字修养不大深，常有自作聪明的时候，所以老辈也常常说他闲话。例如《探母》《汾河湾》等等的戏，他所改的，都有毛病。《探母》的引子，原为“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挂心头”，正是整个笼罩本戏的事迹，乃引子的出色当行之作。他改为“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几阵风”，乃由昆曲偷来，为的一新耳音，以示与他们唱的不一样。可是与这出戏后头的事迹，毫不相干了；不但不相干，且与公主所唱之芍药开等句，完全是两回事了。

《汾河湾》一戏，他完全学王九龄，可是窑门外一大段唱功，九龄原词都是未离家以前的话，因为柳迎春同他说：“说的明白得相认”，他说未离家以前的话，柳迎春方能知晓，相信他是仁贵。倘说离家以后的话，柳迎春怎能知他是真是假呢？可是鑫培改的词，如“结交下弟兄们周青”等等的词句，都是离家以后的话，柳迎春一概不知，怎能分别他是真假？再说进窑之后，柳迎春的旧词句，是问薛仁贵“你出门的时节说，是做了官，才回来见我，如今回来，一定是做了官”等等的这些话，如今旦脚还是照旧话，可是薛仁贵窑外一大段说的都是这些事，难道柳迎春没听见吗？又何必再问呢？这总算两个人的词不能呼应，为戏中最大毛病。

以上都是梨园老辈说的话，从前听到这类的话，也很多，不过略举一二，也就是了。这些话也都很有道理，恐怕叫天也无法辩驳，但是现在各脚，还都是这样唱法，这不能不算盲从。

叫天爱翻场

叫天还有特别的毛病，所以有许多老辈不满意他，他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爱翻场。什么叫作翻场？就是别人有错，自己给他拆穿。按戏界的规矩：同场演戏时，有人说错，或唱错，别的脚不但不许笑场，且须要替他遮盖。因为别的脚不乐，台下或者可以不理会，若别的脚一乐，该脚则可因之得倒好。所以各脚以同行道德的关系，绝对不许稍露痕迹，倘故意给人家显露出来，那便叫作翻场。

谭鑫培喜欢翻场，我所看见过的就很多。兹随便谈几件，一次演《斩马谡》，李寿山去马谡，于问斩下场的时候，大笑三声，按旧规矩，本没有这三声大笑。叫天嫌寿山胡来，于是便说招回来。手下便把马谡押回，诸葛亮问马谡你为何发笑？李寿山无词大窘，台下给以倒好。按叫天自己随便添减唱白身段的时候很多，何以寿山不许添呢？且寿山添的并不算出乎情理之外，而叫天竟当场窘他，这是戏界最不满意他的地方。

又一次演《回荆州》，麻穆子去张飞，白中有“俺大哥去东吴招亲，为何不叫俺老张知道”。麻穆子念成“为何不叫俺老张知大”。盖花脸张嘴音，容易得好，所以把“道”字念成“大”字，台下并不理会。乃叫天说：“叫你知大，也要前去，不叫你知大，也要前去。”他也都念成“大”字，台下便知麻穆子念错，于是给了场一笑。按道字念大，固然是不应该，但如此念法，并不始自麻穆子，且叫天念错字，也是常常有的事，比如他唱《珠帘寨》：“花啦啦打罢了几通鼓”，难道鼓的声音会花啦啦吗？这固然不始自他，但他的毛病，也跟麻穆子没什么分别呀？又一次与某票友演《捉放》，按规矩二人同上，曹操唱完“八月中秋桂花香”一句后，须往左走一两步，往里往回一绕，陈宫再往前到台脸，接唱“行人路上马蹄忙”。这本是形容行路之义。乃某票友唱完未往左转，立于台脸未动，叫天便从他袖子下面伸出头去，唱了一句，于是台下报以倒好。以上这些事情确都是叫天不对的地方，所以老辈多不满意他。

又一次与陈德林演《武家坡》，德林唱“低下头来心暗转”时，用一摇曳之腔，叫天嫌他拉长腔，耽搁工夫，自己发儡，场上自然不能说什么。到了后台，问德林曰：“在那么紧急的时候，您还使巧腔吗？”德林见问，知道他是为什么说这句话，自然不大高兴，乃回答曰：“人家也得想一想啊！”按德林答的，也很有道理。叫天这类情形很多，也可以说是倚老卖老，不能说不是他的短处。

可是叫天也有特别的本领，比如有一配脚，于此戏不熟，在后台对他说几句求他照应的客气话，俟该脚上场，无论有多少错处，他能给该脚遮盖的包水不露，能使台下一点也看不出来。尤其小孩，陪他演戏，更是如此。倘先在后台跟他叫一声爷爷，上了台，他便可以遮盖的极严，有时还能使之得好，否则要弄成乱七八糟。

叫天与西太后

叫天成名之速，及成名之大，按叫天自然是有他的艺术本领，在他以后，固然还没有看见过一位比他好。但在他之前，则很有几位比他好的，就说跟他同时的汪桂芬，靠背戏自然不及他，而王帽戏，老头戏，都算比他好。例如从前演堂会戏，如果叫天先唱，大头后唱，则两个人的唱功，大家听着都好听。倘大头先唱，则听完大头之后，再听叫天，便觉味薄，人人有此感觉。

大头唱功，比叫天浓厚，最显明的，是《战长沙》一戏，若叫天去关公，大头去黄忠，则都不大对味儿。倘对调一下，则都好听。因为关公之嗓近于王帽，且介乎生净之间，故非雄厚不可。可见汪之唱，优于谭。

可是这些年以来，谁的名气，也不及叫天大，这也有几种原因，第一是因为前清西后提拔他。按清朝宫中的规矩，自嘉道以后，力崇节俭，不许传外边脚色进宫演戏，自西后乃大变章程，但在光绪庚子以前，尚不敢随便传外边脚色承应，只传整班。彼时常应差者，只有七八个班，叫天之班，也在其中，所以彼时就极得西后的赏识。除恒传进宫演戏外，并于便中见各王公及内府大臣，时常常夸奖他，各王公大臣，为得西后之欢喜，每于府中家中演堂会戏时，必有谭之戏，也就是为的看过之后，于便中见西后时，有话说。因此有王府宅门，对于谭，都要另眼相看。如此一来，谭的声望，便一天比一天高，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所以彼时有“谭贝勒”的外号。按亲贵的爵位，贝勒之分，仅亚于王爵，则彼时之情形可知矣。

彼时之恭维叫天者只是旗人，若汉人中，则只有工商界人，再则就是书办经丞，至官员则捧者绝少，因彼时官员，多不常观剧，只有每年春节，几种团拜，偶看一二次，所以汉官向无捧脚之风也。旗门中观剧之风之所以盛行者，一因清政府，鉴于明朝亲藩之跋扈，故绝对不许王公干预政事，而娱乐则决不禁止，此各王府之所以常常演剧也。内务府各堂官，则都是有钱的差使，且日日伺候西后观剧，不但有此习惯，且须多与戏界名脚联络，以便在西后面前有话可说，兼可借此得西后之欢心，此内务府官员之所以常常演剧也。且内务府堂官家中，多有戏楼，演着也极方便。

证诸“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的前例，则西后好观剧，亲信人员焉得不提倡戏剧呢？西后喜爱叫天，则亲信人员，焉得不捧叫天呢？此叫天之所以特别红，及红的原因也。虽如此，而亲贵中之恭王，向不看叫天之戏，此事从前戏界人人知之。据人传说：醇王曾对恭王说过，佛爷（宫中对历代的太后普通称呼，对皇帝亦偶用之）既夸奖叫天，当然不错。恭王说：我若听叫天，还不及听青衣呢！盖叫天的腔调中，所含青衣之腔实是不少；然他决不死用，亦都有变化。

享盛名的原因

现在再把西后所以特爱听叫天的原因，来补充谈一谈。按光绪庚子前，宫中常传差之脚老生中，尚有孙菊仙、汪大头诸人，但孙汪二人有点名士派，每逢当差，总是郑重其事，照自己所学的来演唱；意思是，请太后听听我是这个样子。这当然是自以为是的意思，但也有个原因，孙菊仙是私淑长庚，永远拿程长庚标榜（其实长庚最讨厌孙，戏界老辈都知之）。汪乃与长庚拉胡琴多年，对长庚的腔调，当然尽知，身段虽做不到家，但也定能摹仿。

他二人知道西后没有看过程长庚（长庚自咸同年间便很出名了，西后当然赶得上看他，但因为洪秀全他们“捣乱”，宫中不能随便娱乐，光绪年间虽已平定，但刚平定之后，亦未便乐和，等到西后乐和的时候，长庚已死），所以一定要那样演法，为的使西后看看这就是长庚。但西后对于这种情形并不十分注意。

而叫天则聪明过人，一味逢迎西后，他揣摩着西后喜欢什么，他就怎么个演法，所以极得西后之称赞。大头本来也很红，因他性情乖僻，自己跑到上海，报了死亡，西后去世，他才又出来，中间休息了若干年，所以声名就冷下来了。

再者，彼时红人，尚有三位，比如侯俊山（外号十三旦）、陈德林、余玉琴（通称余庄儿）等，都为西后所爱。然旦脚年老色衰，不易持久，遂让叫天独步了。至杨小楼之见爱于西后，则晚多了。

至叫天所以驰名各处者，则又因学他的人太多，无论本界、票友，凡演老生者，几几乎都是学他，所以他的声名，也就跟着传遍全国。其实以往不必说，就说光绪中叶以后，人所称道的三杰孙汪谭，孙汪二人比他，也不能说弱多少，但孙汪气足声宏，不是随便可以学的，戏界所谓没有那个本钱，就不能学。所以后来，只有时慧宝学孙，王凤卿学汪，然天才本钱均感不足，因此不但没把孙、汪的艺术发扬光大，而且自己也没什么成就。

返回来再说谭，他声不甚高，且不甚壮，腔调又专靠悠扬蕴藉，清脆流利，好自然是很好，但较为容易仿效，所以学他的人就特别多。他的名气，自然也就跟着大起来了。这也就如同从前之张二奎、程长庚、余三胜三人之中，长庚名气最大的情形，是一个道理。张余都徒弟很少，而长庚在三庆班多年，永远带收徒弟，徒弟自然要恭维老师，徒弟多，则恭维老师的人便多，则知道老师的人，当然也就多，其实长庚不但不见得优于二奎，即稍晚之杨月楼（小楼之父）本领也不让他，叫座之力更大，名气之不能比程者，因无徒弟给发扬也。其子小楼，固好，但他是俞毛包的徒弟。再说，程长庚一生专学米喜子（米之事迹，见过记载，容另谈之），而米之名，则远不及程亦系此故。当然，叫天自有他特别的长处。单单靠人恭维宣传，也是不会成功的。

与小培一席话

中副编者嘱写点梨园掌故，适有人嘱写一写谭叫天，于是便不假思索，随手写来，拉拉杂杂的，写了这么一大篇。其中叫天的事迹之外，也加杂了许多戏界的情形。至对于叫天事迹，则是有什么写什么，好坏一齐来，不加褒贬，所有偶加断语处，都是述说戏界老辈的话，为的使他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方能见到真际。

虽然写了这么多，但仍然还有许多没有写出，因为我同鑫培，过往颇多，所以知道的较多。曾记日本投降后，我偶到谭小培家中，小培急呼富英及富英之子出见，并云齐老先生，跟咱们家是四辈的交情了等语。我说这话确一点也不错。我当时曾对富英说：

“令祖之成名，实在不易，幼年在京东跑野台子，演了好几年，一天须演三次，即是午前、午后、灯晚，每村多半都是演四天，末一夜，演至十钟余，装箱乘大车，赶到又一村，午前就又得上演。倘两村相离稍远，则只有在车上睡觉。大敞车，冬天西北风一刮，真不是容易受的。中年以后，回京又是苦苦的用功，一直到老，功夫没有间断。

“民国后，我来府上的末几次令祖已六十余岁，仍每日踢几趟腿。”我并且还告诉他，在院之某处，怎样踢法，我还给他比试了比试。并说：“你们正在青年，正要用功，千万不可学现在的所谓名脚，稍稍有点名，便忘了东西南北，骄傲的不得了。有人来约，总说钱少。令祖一次演堂会，是陈德林代约，演后，德林送来三百块钱，我适在座，令祖说：德林，别管人要这么些个钱哪，要的人家不敢找了，那可不好。后来德林对我说：谭老板说钱多，其实是要了七百。彼时汝伯父姑母等，都要分点，共须四百，不过令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您说这个呢？你想：实在要七百，人家都肯给，而自己则以为三百已太多，这也足见令祖不是光认识钱。”当时小培、富英听着也很动心。

以上乃是我对谭氏父子说的一套话，虽然没什么重要，但我所以写这篇文字的原意，于这几句话，也有些关系，因为看到近年许多自以为是名脚的那些人，都是稍有微名，便已自足，且骄傲的不得了。似这种情形，他的技术，怎能还有进步呢？古语说的好：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自己退步，似乎与别人及社会还不相干。但若人人如此，则艺术只有退化的，不但于社会有损，于整个中国的艺术前途，都有极大的损失与妨害的。所以我写出这一段来，希望后之来者，知道从前的老脚，多是一生用功不断，到老仍不少懈；且对于钱，则也不像现在各脚之永不知足。大家看过之后，或者有所感触，则于戏剧前途，不无益处，这就是我私心所祈祷的了。果能有点影响，则这篇拉杂的文字，也不算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