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星期里,他把念念从出生到离世所有的照片、视频、录音,全部导入了自己研发的初代海马体映射系统。他不眠不休地写代码、调参数、跑模拟。他要把女儿的记忆,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但他保存下来的,只是一堆数据。数据不会哭,不会笑。数据不会在半夜醒来,隔着房门喊一声“爸,我做了个噩梦”。数据不会在钢琴前面坐下,磕磕绊绊地弹完一首《致爱丽丝》,然后回头冲他做个鬼脸。数据只是数据。他需要一具活的大脑。一个能够承载念念全部记忆的、活着的海马体。那个念头第一次冒出来的时候,孟怀瑾把它按了回去。他是科学家。他知道人体实验的红线在哪里。海马体映射技术连动物实验都没走通——他做过二十三例猴子实验,只有七例成功载入了目标记忆。成功率不到三分之一。而且那七例里,有四例在三个月内出现了严重的记忆紊乱,其中两只猴子甚至开始攻击自己镜像,因为它们无法分辨哪些记忆是属于自己的。这样的技术,怎么能用在人身上?他把那套系统锁进保险柜,钥匙扔进抽屉最深处。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继续做动物实验,继续写论文,继续申请经费。他按部就班地做着一个科学家该做的一切,表面上看起来,已经从丧女之痛里走出来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每天夜里,他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念念的记忆存在那台机器里,那念念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有一天,他能找到一具合适的载体,把那些记忆完整地载入——那从那张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爸”?这个念头没有消失。它只是藏起来了,藏在最深的地方,像一颗没有发芽的种子,安静地等着属于它的雨季。机会在三年前出现。一家叫“恒通”的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学术圈找到了他。来人在他办公室坐了两个小时,听他把海马体映射技术的原理和应用前景讲了一遍。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灰色西装,全程没怎么说话,只在他讲完之后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项技术如果商用化,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孟怀瑾说:“记忆存储与复现。如果一个人将自己年轻时的记忆完整保存,等到年老时再载入自己的大脑,等于获得了第二次人生体验。这是永生的一种形式。”第二个问题:“还需要多久能进入人体实验阶段?”孟怀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技术上已经具备条件。但伦理层面——”对方摆了摆手,没有让他说完,直接问了第三个问题:“孟教授,你需要多少钱?”孟怀瑾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窗外是初秋的校园,银杏叶开始变黄,穿着军训迷彩服的新生们三三两两走过。那一年念念如果还活着,应该也在大学里了。他转过身,报了一个数字。对方眉头都没皱一下,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意向书,放在桌上。意向书末尾,写着一行字:项目初期估值,五亿。从那天起,孟怀瑾知道了两件事。第一,他的技术值很多钱。第二,那些愿意出钱的人,并不在乎他的伦理顾虑。他用了三年时间,把动物实验的成功率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十二。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意味着成百上千次失败的实验,意味着无数个凌晨三点的实验室,意味着他和小周两个人轮班盯着监测仪,眼睛红得像兔子。小周有一次开玩笑说,孟老师,咱们这个课题组,放在古代就是那种炼丹的方士。孟怀瑾笑了一下,笑容没到眼睛里。他没有告诉小周,他之所以这么拼命,不是因为那五亿估值。是因为念念已经走了五年了。五年里,他从来没有梦到过她。一个研究记忆的人,留不住自己最想记住的人。这事儿本身就像一个残酷的玩笑。所以当恒通再次联系他,说已经帮他拿到了首例人体实验的全部审批手续时,他没有拒绝。当陈秀兰在那张知情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时,他没有说“再等等”。当二十三岁的脑死亡患者被推进手术室时,他只是攥着那张同意书,站在观察窗前,手在发抖。但他没有后退。“孟老师,准备好了。”助手小周探出头来。孟怀瑾深吸一口气,把知情同意书折好放进白大褂口袋,推开了手术室的门。手术室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了整整三度。冷气系统持续运转,将空气维持在最适合仪器工作的十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