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小说网

第九章 家庭阵线（第3页）

有时，对东部暴力和杀戮的了解似乎影响民众的情绪。士兵们在日记中倾诉他们对战争的大规模、残酷和无情的暴力的想法，并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忧虑，甚至有深深的愧疚感和羞耻感。此外，有人把德国对待犹太人和盟军空袭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然而，大众舆论可能是矛盾的。例如，1943年5月，哈雷（Halle）帝国安全局报道说，人们接受了政府宣传的说法，即犹太人对德国水库发动了所谓的“溃坝”袭击。一些人的反应是说，“杀死所有犹太人”，但同一份报告援引了其他公民的观点，即针对犹太人的官方措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犹太人没有受到德国人的攻击，那么和平早就到来了”。当时，人们对于犹太人遭遇的普遍认识是零星的，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人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反犹太人的措施，认为应该继续；另一些人则表示关切，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德国对待欧洲犹太人的做法联系起来。

在斯大林格勒之后的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初期的乐观情绪逐渐被顽强的简单坚持所取代。在战争的任何时候，这种变化都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那样明显。1942年秋天，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在高加索地区前进，临时增加的配给鼓舞了公众的情绪。军队已经建立了与东线的航空邮件联结，这意味着一封信花两个星期就能到家，而不是4个星期。因此，在保卢斯将军（GeneralPaulus）的第六军向斯大林格勒进发的过程中，家属们只在很短的延迟后，就可以跟随到亲人前进的轨迹。控制这座工业城市是保护军队挺进南方的关键。保卢斯的军队虽然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还是被红军包围并切断了联系。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急忙宣布，他可以通过空中给封闭的军队发送补给，但大约30万人的需求很快就耗尽了他的财力。进入深秋，粮食、燃料和弹药都极度短缺，直至12月对苏军的反击失败。因为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保卢斯最初拒绝突破包围圈，但到了1943年1月下旬，他的阵地已经难以防守。剩下的德军投降了，2月初，战斗结束，口袋关上了。

像这样的战争悲剧常常促使德国人至少暂时求助于宗教当局，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安慰。希特勒政权与新教徒的关系令人不安，与天主教的关系更不佳，两者都被视为公民忠诚的竞争对手。然而，最终，纳粹主义被迫接受民众宗教信仰的坚持，允许士兵在占领区参加教堂礼拜，许多战争受害者由宗教当局而不是政党当局安葬。

在斯大林格勒事件之后，戈培尔想保持民众对党的支持，于是拼命地扭转自己的宣传攻势。紧随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宣传部长于1943年2月18日在著名的体育宫发表演讲，讲德国人民继续战斗的责任，以消除人们对失败的恐惧。尽管演讲的影片显示，精心挑选的观众回应戈培尔全面战争的呼吁达到了狂热的兴奋程度，但事实上，帝国安全局的调查表明，许多人发现演讲和观众的反应相当假。戈培尔希望将民众支持的浪潮向更强大的方向推进，以动员国内战线，但此时，这一体系仍保持原样。

妇女与战争

妇女是国内战线上最大的成年人群体，她们对战争的态度如何尤为重要。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妇女的政策是矛盾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变得更加矛盾。一方面，该党维护传统观念，认为妇女是母亲和家庭主妇，是基本的照顾者，她们将生育和抚养士兵后代。政府鼓励结婚和生育，并通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NSV）发起的母婴计划支持母亲的工作；另一方面，当局还通过德国少女联盟（BuscherM?del）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schaft）等组织，为离家工作的妇女提供机会。要注意不应夸大这一“进步”，因为妇女工作却没有薪水，虽然她们获得了一些领导职位，但她们的决策权有限，她们往往要向男性上司汇报。然而，历史学家妮可·克莱默（Nier）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的志愿工作为妇女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机会，妇女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作为获取带薪工作的桥梁或作为避免义务兵役的一种方式。

当局试图更充分地利用妇女的能力，尽管历史学家认为，它在这方面不如英国或美国成功。没有家庭责任的年轻妇女投入工作，有幼儿的母亲发现自己难以兼顾工厂工作和家庭责任。妇女志愿的战争工作意义重大，但工业生产对外国工人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妇女的依赖。

除了志愿工作外，一些妇女不仅在德国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从事有偿工作。伊丽莎白·哈维（ElizabethHarvey）的研究表明，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福利工作者，她们在国外传播德国文化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此外，由于对承担现役作战角色的男子需求的增加，妇女接管了军事行政和文书工作。大多数女性军人年龄在19～35岁之间，没有直接的家庭责任。历史学家卡伦·哈格曼（KarenHagemann）指出，“（德国）妇女的部署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规模”。战争结束时，约有50万人作为军事辅助人员在工作，另有10000人为安全服务部门工作，40万人在德国红十字会（GermanRedCross）担任护士。这些妇女像她们的男性同志一样，一次离家好几个月，她们的信件和归来成了德国国内听到战争消息的另一个渠道。在国内战线，特别是194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被派去操作雷达设备，从高射炮塔上发现敌机。这些角色使她们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其处境有时与士兵所遭遇的条处境当。她们的经历表明，家庭和战争前线是可以相互渗透和依存的空间。

对空中轰炸的反应

这种渗透性在空战背景下变得最为明显。盟军对德国的第一次袭击并不是特别具有破坏性，但改进后的雷达技术很快使轰炸机能更准确地瞄准目标。1942年2月，英国通过一项推进地区轰炸的指令后，突袭变得越来越具毁灭性。1943年春夏季，对德国西部鲁尔地区的突袭不断升级，包括对克虏伯和曼内斯曼（Mannesmann）等矿山和工业公司的突袭。其他城市也成为袭击目标，1943年7月的最后一周，英美轰炸机轮番袭击汉堡市中心。在炎热干燥的天气的助推下，燃烧弹在汉堡警察局长后来估计为22平方公里的一个地区引发了一场大火。在该区域内，温度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沥青路面熔化，逃离的平民被困在路上。火焰吸走防空洞里的氧气，令里面的人窒息，并被烧成灰烬。在街上，警察局长报告说：“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旋风卷走，迅速燃烧起来。”当地救助轰炸受害者的组织变得不知所措，震惊的幸存者逃散到农村，带去了遍布全国的恐怖故事。总的来说，有大约3。4万至4万人死亡，约90万人失去家园。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对空袭反应的关注表明，他们将空袭视为对士气的主要威胁。为应对突袭，该党及其福利机构——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以热腾腾的饭菜、衣服和前往更安全地区的火车票，试图表现出他们的关切，同时前所未有地介入德国人的生活。1943年12月中旬，宣传部长戈培尔指出，“在国内，我们几乎只忙于空战”。近一年前，为了协调空袭反应，政府成立了部际空战损害赔偿委员会，成员包括各主要部委的代表，以及军方、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帝国青年领袖和其他机构的代表。戈培尔任指挥官，帝国总理汉斯·海因里希·拉莫斯（HansHeinrichLammers）将他描述为“一个精力充沛、政治地位高、民族影响深远的人”。将委员会置于戈培尔的控制之下，突显了空战对士气的重要性。

自1940年以来，对德国的轰炸就一直不断。如上所述，第三帝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实施了一项兼具实际目标和心理目标的防空方案。当市民们清理阁楼上的易燃废弃物并遮住窗户时，他们成了家庭阵线战士。他们学会了如何用水和沙子扑灭大火，党内志愿者代表（Blockleiter或Blockwarte）监督他们遵守空袭条例的情况。在一些像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像哈姆和埃森这样的工业中心，建造了巨大的混凝土塔式碉堡，上面有高射炮平台。柏林塔楼的墙大约有4米厚，每个塔楼可容纳1万人——却仍然只是柏林人口的一小部分。隧道里也建了公共避难所，城市居民改造了公寓的地下室，这样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就可以带上孩子和财物去到地下。小规模的避难所在遭受直接袭击时几乎提供不了保护，但尽管如此，他们在睡眠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惊醒，爆炸物砰砰落地，市民们畏缩在黑暗和灰尘中。在汉堡，除了爆炸物本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众所周知，总体数字很难确定，但最近的研究估计，在战争结束前，德国有35万至38万人死于轰炸。

面对这样的威胁，从濒危地区至少撤离那些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是有意义的。有限的人口转移在1939年清空了帝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但国家社会主义当局仍然对大规模撤离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撤离是一种懦弱的逃走方式。1940年8月，一份德国空军的报告仍然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德意志帝国领土来说是不可能的”。

儿童疏散计划被称为儿童遣送拓展计划（ErweiterteKinderlandversg，将儿童送往农村的拓展计划）或简称为儿童遣送计划（KLV）。该名称最初指的是党为城市工薪阶层的儿童提供在农村的暑期方案。现在，它被用于那些表面看起来像是延长夏令营的疏散计划。宣传疏散作为一种健康措施可能会让父母更容易接受，避免暗示政府无法保护人们免受轰炸。1940年9月下旬，希特勒派希特勒青年团团长巴尔杜尔·冯·希拉赫负责疏散10～14岁的儿童，而3～10岁的儿童、孕妇和婴儿则由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照料。3～10岁的孩子待在寄养家庭，或在母亲怀有孩子或还有其他小孩的情况下，与母亲一起住在集体设施里。年龄稍大的儿童被安置在青年旅社、旅馆和其他被征用的设施中。所有儿童的撤离都应该是免费的，尽管当局鼓励有能力的家长出资。在整个战争期间，父母还可以自行安排孩子住在更安全地区的亲属那里，然后申请撤离人员的津贴和福利。

经儿童遣送计划撤离的儿童通常乘坐500人一组的火车，有时乘坐莱茵河（Rhine）或易北河（Elbe）的轮船，前往指定的接待区。途中由一名医生和两三名护士陪同，必要时增加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人员。10～14岁的营地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Lehrerbund）批准的工作人员管理。男孩和女孩的营地是分开的，遵循大致相同的活动时间表——从早上7点的叫醒到晚上9点的就寝时间。课程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之间进行，其余时间则用于吃饭、运动，做家庭作业，干轻松的家务活，及通过广播节目和影片进行政治教育。孩子们的空闲时间是有限的，尽管有些晚上安排读书或手工艺品制作。前撤离人员艾达·路易斯·沃伊特（Ida-LouisVoigt）回忆道：“可以说，我们总是很忙。”让孩子们忙个不停，有助于推进他们作为优秀纳粹分子的教育，并有助于解决严重的想家问题。和其他撤离者一样，14岁的沃伊特（Voigt）非常想念她的家人，尽管几周后她开始明白，“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只有接受它。有时我会哭，当然，这也无济于事”。

在儿童遣送计划开始的时候，当局估计柏林和汉堡大约13%～15%的儿童可能会自愿撤离。到战争结束时，根据历史学家格哈德·考克（GerhardKock）的说法，实际数字要高得多，85万年龄在10～14岁之间的儿童被送往儿童遣送计划营地（KLVcamps），而同样数量的6～10岁的儿童则同寄养家庭住在一起，另外大约50万名儿童与母亲一起撤离。因此，仅国家资助的撤离就影响了200多万儿童。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被邀请加入儿童遣送计划。为发现传染病（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和虱子等状况，当局对儿童们进行了体检。不能被安置在正常群体环境中或与家人在一起的儿童被送到特定的营地。其中包括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如聋哑人或盲人，以及患有轻微行为问题和长期尿床的儿童。规则进一步规定，“在对儿童进行登记时，应尽可能核实他们值得注意的方面和举止的适当性……因其行为和举止而不适合的儿童将被集中在封闭的场所（festeungen）”。“良好的行为和得当的举止”不仅是儿童遣送计划的先决条件，而且犹太儿童，那些来自被贴上“不合群”标签家庭的儿童以及有严重精神或身体残疾的儿童也被排除在外。儿童疏散方案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只是某些儿童的生命，且疏散是根据决策者的条件进行的，而不是所涉家庭的条件。

正如撤离行动提供机会，使儿童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聚集在一起，并向他们灌输新政权的原则一样，政党机构利用战争救济将民众中的弱势群体与当局联系起来。在应对空袭的过程中，理论上，城市当局和政党之间存在着分工，前者负责处理紧急措施，如安置，后者的职责包括“领导和照顾民众”。执政党通常优先选择那些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施予者的任务（比如经营施粥场，或者分发衣物），把那些不那么光彩的清理和收费工作留给市政当局。尽管如此，市政当局和党仍共同努力，在受灾严重的社区附近建立联合管理的行动中心（Einsatzstelleri）。空袭炸弹受害者在女护士、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下，由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或纳粹妇女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热饮、急救和其他援助。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的衣物和现金预付款，并帮助轰炸受害者填写损失申报表。那些厨房无法使用的受害者会得到一张绿色身份证，凭借它可以从市政、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和军队的施粥场获得援助和食物。纽伦堡地区的一位官员在1942年8月说：“所有的党和国家部门都在不遗余力地为遭受损失的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迅速且充分地提供救济，这给民众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

任何不在市区工作的人都被迫离开。成年撤离者一开始可以去任何他们选择的地方，但是在1943年4月，内政部确立了一个指定的接待区名单，使危险的地区与至少一个南部或东部更安全的地区建立伙伴关系。这鼓励了跨地区的协调，使监管撤离人员变得更容易。例如，德国西部一些工业城市的居民被遣往西南部的巴登，而大部分科隆撤离者都去了下西里西亚。

整个战争期间都有撤离人员未经允许而返回原籍的问题。政府试图阻止这些“疯狂回归”，这些回归占用了火车上宝贵的空间，并威胁到疏散措施的有序推进。到1943年，返回的撤离人员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当局对付的措施是拒绝向未经允许回家的人发放配给卡。没有配给卡，平民就不能吃饭，其目的是让他们被迫返回他们的疏散区。然而，1943年10月11日，鲁尔地区的工业城市威滕（Witten），300名市民针对这一措施举行示威。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妇女，有些由她们的子女和丈夫陪同，她们一般是矿工或基础战争工作者。警方拒绝介入驱散示威活动，因为他们指出，拒绝发放返家撤离人员的配给卡没有法律依据，他们从根本上认同妇女的要求。对于这些不由士兵养的家庭来说，撤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住在因需要长时间的战时轮班而很难管理的家中。

起初，当局试图进一步打击“疯狂回归”。例如，1943年11月2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屈从于人们的意志，因为人们自然对空战未来可能的发展没有清晰的看法。”他在当月晚些时候的报道中说，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国内政策问题是大批返回的撤离人员。在当局努力向撤离者和城市居民等提供食品时，整个帝国的人口自由流动使交通系统负担过重，粮食供应也不稳定。然而，最终戈培尔改变了他对屈从于人民意志的想法，在1944年1月下旬，希特勒下令不得拒绝对未经允许返回家园的撤离人员发放配给卡。因此，当德国“民族共同体”成员反对具体的官方措施时，国家社会主义当局少有地改变了路线。

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最终崩溃

其后，1944年7月20日，一个由传统军事和政治精英策划的企图谋杀希勒特的阴谋被实施。密谋者希望杀死元首，然后建立一个非独裁政府，为德国争取一个提出有利和平的建议的机会，密谋者差一点就成功。然而，克劳斯·申克上校（elClausSk）、冯·斯塔芬伯格伯爵（Stauffenberg）小心地安放在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的炸弹，炸伤了元首，而没有炸死他。在最初的混乱和纷杂矛盾的报道之后，数小时内，希特勒的生还得到了证实，并通过无线电在德国各地广播。在袭击之后，不仅犯罪者自己，而且他们的家庭成员也被追捕、杀害或监禁。这一密谋并没有削弱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反而有加大支持的倾向，因为人们对希特勒的幸存表示欣慰。

到1944年夏天，盟军的轰炸进一步加剧，很难否认德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一旦它不再拥有国内的制空权，大片土地就容易受到更猛烈的轰炸。白天的袭击已经司空见惯，这些袭击往往相对精确，其危险性几乎不亚于夜间区域轰炸。飞机的目标是较小的中心以及大城市，有时会追击单独的列车和有轨电车。如果不能说是明确的，但至少是含蓄的，这些袭击的目标是平民，因为袭击一直持续到战争几乎结束的时候，超出了用于任何重要战略目的的范围。最臭名昭著的是，德累斯顿市在1945年2月13日至15日遭到轰炸，当时德国人的战争显然已经失败。根据奥拉夫·格罗勒（OlafGroehler）的说法，在战争最后的6个月里，盟军总炸弹吨位的一半以上落在德国，一半的空袭伤亡发生在1944年8月之后。

尽管对“神奇武器”——如以英国为目标的V-1和V-2火箭的宣传，一直到1944年，维系了德国人的胜利希望，但到1945年初，他们开始了解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一些士兵仍深信希特勒的帝国将取得胜利的持续宣传，但大多数人继续战斗是因为另一种可能——彻底失败，是无法想象的。当军队拼命坚持时，国内战线当局试图调动一切资源维系战争。连16岁的男孩和50岁以上的士兵都被征召去，但由于武器生产跟不上需求，这些新士兵在装备简陋，训练也较少的情况下就被送往前线。在国内，十几岁的女孩加入了数千名妇女组成的管理防空探照灯和雷达设备的队伍，这样与她们相应数量的男性就可以投入战斗。这些人在工作的地方吃饭睡觉，受训使用手枪来保护自己的岗位，她们充当的角色与她们所替代的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当集中营的囚犯和其他犯人被驱往德国中心地带开始了致命的迁徙时，恐怖也升级了。这些游行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保卫战俘们为帝国的最后工作能力，一部分是为了防止他们认为的“敌人”落入盟军手中。对于东部的死亡集中营而言，其目的还在于将非人道的待遇和大规模屠杀隐藏起来，不让外国人看到。犯罪者意识到他们可能很快就要面对战后的司法审判，于是记录和杀人设施被销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虚弱得无法走动的囚犯被杀掉，或者干脆被留在原地任其死去。在1945年冬天的严寒条件下，绝大多数人，以死亡告终，其余的人被命令进行残酷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