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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第2页）

受明显意识形态支撑的艺术更容易获得国家资助。绘画和雕塑对这一种族主义政权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为数不多的渲染人体的艺术形式。超人是纳粹雕塑的典型主题。字面上的超人，以肌肉和不朽为主要特征。在官方艺术中，描绘“种族健康”类型始终是其艺术的主题，尽管这些雕塑往往带有攻击性，而绘画又往往显得过于甜腻或平淡无奇。战后，德国艺术大展中的许多乡村风景画保存在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办公室里。对“纯粹种族类型”的描绘和“他人”的相对缺失是纳粹艺术的典型特征。在风格上，官方作品倾向于写实主义，或者说，至少不抽象——尽管一些在战争期间创作“战斗艺术”的艺术家在这方面有所保留。“堕落艺术”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其学术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尤其是犹太文化评论家马克斯·诺道（MaxNordau）1892年的著作《堕落》（Entartung）。“堕落”在视觉艺术中得到了表达，这一思想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原则。甚至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对文化政治的利用已被证明是纳粹手中的有效工具。对许多纳粹来说，那些创造现代艺术的人在生理上是有缺陷的，他们无法看到真实的颜色或形状。此外，这些艺术家是提倡无根风格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是“文化布尔什维克”。种族上劣等或政治上颠覆都是要传达的信息。有一些书籍，如沃尔夫冈·威尔里希（WolfgangWillrich）在1937年出版的《清洗艺术圣殿》（goftheArtTemple），也在宣传这种观点。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艺术并非一个整体，但有两个典型人物，分别是阿道夫·齐格勒和阿诺·布雷克（ArnoBreker）。前者曾在1936年至1943年间担任帝国视觉艺术协会的主席。尽管他曾一度保持更进步的风格〔艺术史学家弗朗兹·罗（FranzRoh）在1925年的一项研究中认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最有希望的支持者之一〕，但对他的任命标志着对现代艺术的反对和国家权威的扩张。齐格勒以描绘古典场景中僵硬的**而闻名。一些同时代的人觉察到他作品中的古怪特质，私下里嘲笑他为“德国**大师”。然而奇怪的是，齐格勒的画作却备受推崇，成为第三帝国最常被描摹的作品之一。他种族化的主题，理想化的风景，强调现实主义的风格，使他的画作经常被列入有关纳粹文化的展览中。巴伐利亚州绘画收藏集包含齐格勒的《四个要素》（FourElements），并经常将其出借〔比如借给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Museum），用于举办名为“混乱与古典主义”的展览〕。齐格勒有相当高超的技术才能：从1933年开始，他一直是慕尼黑学院的教授，教了一代学生。虽然他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但却备受瞩目：挂毯版的《四个元素》悬挂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德国馆的中央大厅（并赢得了金牌），而其原作位于慕尼黑元首大楼（Frürerbau）希特勒的办公室外。

齐格勒是位杰出的艺术家，却因为领导了清除国家收藏的“堕落”艺术品的运动而声名狼藉。他领导的三人委员会从博物馆中清理了约2。1万件艺术品。1937年，慕尼黑举办了“堕落艺术展”，他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演讲（此前一天，希特勒还主持了德国艺术之家的落成典礼）。齐格勒臭名昭著的演讲将他对“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血脉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人构成的有害威胁等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与留在纳粹德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们进行了斗争。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反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竟在1943年初因表达失败主义观点而被盖世太保逮捕。齐格勒被送往达豪（Dachau）集中营，但希特勒在六周后亲自下令释放他，并允许他秘密退隐。阿道夫·齐格勒的战后生涯也平淡无奇。他住在巴登郊外的一个村庄里，直到1959年去世，享年67岁。

很少有艺术作品能像阿诺·布雷克的雕塑那样，捕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和风格。就像他们所代表的具有种族优越感的超人一样，布雷克的巨大雕像也经常以具有威胁性或军国主义的姿态出现在国家博物馆和纳粹官方建筑的显著位置。他获得了教授职位，并通过周密计划，在奥德河畔（OderRiver）的弗里岑（Wriezen）建了一所工厂，在那里监督他的作品的大规模生产，他还有一座曾经属于腓特烈大帝的城堡。在为政权创作丰碑式的英雄雕塑时，他偏离了自己作为现代艺术家的本真——他曾是被法国现代大师阿里斯蒂德·梅洛（AristideMaillol）所称道的一位年轻雕刻家。布雷克曾一度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德国新艺术大师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连著名的犹太现代艺术交易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泰姆（AlfredFlechtheim）也认为他是一名艺术家。但布雷克在1932年法西斯意大利研究中见证了不朽雕塑的潜力〔当时墨索里尼（Mussolini）政权正走向更宏伟的“帝国风格”〕。戈培尔在罗马的马西莫别墅拜访了布雷克和其他艺术家。1933年春天，他请这位雕刻家回到新德国。布雷克答应了，很快就找到了阿尔伯特·斯佩尔这个重要的赞助人。二人在文化领域（以及其他领域）成为领军人物。斯佩尔控制了大量的财政预算，并将其中的一大笔资金交给了布雷克：数百万马克的账单仍保存在档案记录中。他们在为帝国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的口袋。

在非官方领域，对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和其他现代主义艺术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45年。事实上，国家赞助的领域也在推动表现主义的发展。后来成为文化官僚的亲现代主义学生，如奥托·安德里亚斯·施雷伯（OttoAndreasSchreiber）、汉斯·魏德曼（HansWeidemann）和弗里茨·希普勒（FritzHippler），都在戈培尔的支持下工作，并通过《国家艺术》（Kuion）等刊物和工厂推广现代主义。利用工厂是因为工厂是安全地点，其他纳粹特工不能进入工厂。这给年轻的亲现代主义者提供了组织现代艺术展览的机会，他们的展览中包括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Schmidt-Rottluff）、格哈德·马尔克斯（GerhardMarcks）以及马克斯·佩希施泰因（MaxPe）等人的作品。纳粹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亲现代主义势力。事实上，一些专家认为，要不是因为希特勒，现代主义很可能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官方风格。前希特勒青年领袖，后来成为维也纳帝国总督的巴尔杜尔·冯·希拉赫（BaldurvonSchirach）甚至在1943年赞助了一场以现代艺术为特色的展览。在希特勒看来，这场名为“德意志帝国的青年艺术”（JuimDeutsReich）的展览过于激进，这一特点在全面战争措施开始实施的情况下尤为突出，因此很快就把它关闭了。

现代艺术在纳粹德国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更私密的空间里存在。艺术家们常常在乡村工作，比如恩斯特·巴拉赫（ErnstBarlach）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古斯特罗（Güstrow）画室工作。直到1938年10月去世之前，巴拉赫一直是位高产画家。马克斯·佩希施泰因也在波美拉尼亚工作，而奥托·迪克斯则在康斯坦茨湖的海门霍芬（Hemmenhofen）作画。即使他们觉得受到了政府的约束——出于对调查的恐惧，迪克斯偏爱风景和寓言——许多人在第三帝国还是很高产的。绝望的时代有时会孕育伟大的艺术。因此，直到1945年，现代艺术的交易商也还在开展业务。1945年春天，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德国的城市里爆炸，大部分交易商都躲到了乡下，但他们仍在继续出售画作，通过德国邮政运送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和埃里希·海克尔（ErichHeckel）等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画作。

埃米尔·诺尔德（EmilNolde）是一位杰出的现代艺术家，他在第三帝国时期仍在继续创作。他来自德国和丹麦边境，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德国艺术。诺尔德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丹麦分支。这位开创性的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加入了柏林的新分离派（NewSe），之后又加入了德累斯顿和柏林的桥社（DieBrücke），在20世纪20年代大获成功。事实上，1937年和1938年从德国的博物馆中没收的诺尔德的画作多达1052幅，这在所有艺术家中是最多的，这也证明了他之前在商业上和评论界的成功。他住在离弗伦斯堡（Flensburg）不远的希布尔（Seebüll），在柏林还有一套公寓。这里不仅有良好的工作条件，还有一个可以与其他创意人士互动的地方。他的朋友包括舞者格雷特·帕卢卡（GretPalucca）和玛丽·威格曼（MaryWigman），诺尔德都为他们作过画。他还试图培养与纳粹领导人的关系，并在1933年11月应邀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客人，参加纪念啤酒馆政变死难者的午餐活动。诺尔德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在书信中写了关于会见希姆莱的情况，身处政客之中却让他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他渴望得到官方的认可。纳粹领导层中有他的支持者，戈培尔和斯佩尔非常欣赏他的作品，戈培尔还用他的作品装饰了自己在第三帝国早期时的家，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hardRust）也给予了他积极的评价。诺尔德认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是德国的，就算是住在瑞士附近，他还是这么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与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是很像的。

虽然受到了公众的指责，但诺尔德还是继续自己的创作。1941年他收到一个“职业禁令”（禁止从事他的职业），他写信给戈培尔，反对制裁。事实上，他退回到希布尔继续工作。盖世太保发现他画笔下的故事大多是虚构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害怕检查，这很可能促使他开始创作小幅水彩画，这些水彩画没有气味，更容易隐藏。他创作了大约1300幅“未上色的画”，但他也在战争期间画了12幅油画。他的艺术作品仍在售卖，尽管他本人非常小心，因为出售最近的作品是违反“职业禁令”的。他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经历的非常简短的记述（绝不能代表对他过去经历的“掌握”），但是他在希布尔过着平静的生活。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画水彩画，直至1956年去世前不久。如今，他的画作价值数百万美元。

画家夏洛特·所罗门（on）是为第三帝国官方所排斥的极端典型。她是柏林的犹太人，表现主义艺术家。作为一名女性，她坚持在一个厌恶女性的社会中工作，她最出名的是自传体系列作品《生活？还是剧院？：一出歌舞剧》（Lebeer？:Asong-play）。1936年，19岁的所罗门成功考入美国纯艺术和应用艺术学校，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但是，反犹太主义的高涨破坏了她的教育和事业。所罗门的父亲在“水晶之夜”之后被捕，并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所罗门想象了父亲的经历并将其画了出来）。所罗门被送到法国南部，和她的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在属于美国前爱国人士奥蒂莉·摩尔（OttilieMoore）的一处豪华庄园的别墅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搬到尼斯（Nice）的一套公寓里。1940年，她和祖父试图穿越比利牛斯山脉（thePyrenees）逃离法国，但他们被捕了，并被送往古尔斯（Gurs）的拘留营。由于祖父身体虚弱，他们被释放，并回到了尼斯。在那里，所罗门专心创作。

在创作《生活？还是剧院？：一出歌舞剧》的过程中，夏洛特·所罗门创作了769幅水粉画，以及总计1325页的草图和透明胶片，她把它们组装起来并贴上标签。她记录了自己家庭的经历，用画笔捕捉这场悲剧，用艺术史学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Pollock）的话说，这个作品是激进的现代主义混合体，具有互文性、形式大胆和多样性等特点，堪称“20世纪最具挑战性的艺术作品之一”。这些图像记录了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纳粹的崛起，以及为逃离欧洲所付出的努力。但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的私人世界，这个安静的女孩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创作。许多后期图像探讨了疾病、痛苦和死亡。正如学者们所说，她似乎感觉到了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1943年，她把这些作品交给了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乔治·莫里迪斯（GeesMoridis）博士，并附言道：“把这个保管好，这是我的一生。”所罗门与另一位德裔犹太移民亚历山大·纳格（AlexanderNagle）结了婚。他们被一起从尼斯的家中拖出来，送到德兰西（Drancy），然后被驱逐到奥斯维辛。1943年10月10日，26岁的所罗门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死于毒气。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艺术家不止她一个，其他受害者包括画家菲利克斯·努斯鲍姆、雕塑家奥托·弗伦德里希（OttoFreundlich），和画家埃尔弗里德·洛斯-瓦希特勒（ElfriedeLohse-W?chtler）。1940年7月31日，瓦希特勒在位于皮尔纳-索嫩斯坦（Pirein）疗养院的毒气室被谋杀。这些都是杀死身心残疾者的“第四节”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视觉艺术通常在相对私人的空间中创作，创作者可能有机会创作出与官方审美要求相悖的作品。帝国视觉艺术协会在分配物资时显得相当慷慨〔甚至像奥托·安德里亚斯·施雷伯（OttoAndreasSchreiber）这样的著名现代艺术家在战争后期都能获准购买颜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禁止绘画”（Malverbot）。的确，画家们受到恐吓和迫害，犹太人艺术家的情况往往更糟。但许多现代主义艺术家在第三帝国期间坚持下来了，而且往往有惊人的成果。

音乐

尽管德国的音乐人才大量流失，但作为巴赫和贝多芬的故乡，这里依然人才济济。纳粹德国的音乐天才令人印象深刻，从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威廉·弗特文格勒（WilhelmFurtw?ngler）、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vonKarajan）、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夫（ElisabethSchf）、卡尔·奥尔夫（CarlOrff），到1940年的保罗·欣德米斯（PaulHih）——而且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这里有传统的“室内音乐”（字面意思为“室内音乐”），以及纳粹竭力“协调”的大量唱诗班和地方乐团。柏林有三大歌剧院，交响乐不仅在首都繁荣发展，而且在德累斯顿、慕尼黑和维也纳等城市也都常有演出。拜罗伊特（Bayreuth）仍然是瓦格纳迷的圣地，实际上，它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提高。希特勒与温尼弗雷德·瓦格纳（WinifredWagner）私人关系密切，他为瓦格纳提供可观的经济支持，从而将政权与音乐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然，纳粹领导人试图根据意识形态塑造音乐，从丰富的军队进行曲，到党卫军唱诗班的爱国歌曲。第三帝国设有诸如帝国音乐协会这样的音乐管理机构，为所有音乐家发放证书。如果出现“证书看起来可疑”的情况，则音乐家必须通过由当地委员会设立的能力测试。通不过测试可能会导致个人被降级为临时音乐家。“堕落音乐”展览于1938年在杜塞尔多夫开幕，和视觉艺术展览一样，这项展览以种族主义宣传为特色，但这次展览关注非洲裔人〔拿着萨克斯的猴子一样的人物，以大卫之星（StarofDavid）为标志性形象〕。除了爵士乐，许多纳粹分子还对无调性音乐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这是犹太人的音乐（因此显得很庸俗）。音乐相对来说不好管理（一个人几乎可以在小团体中演奏任何东西），但这并没有消除纳粹理论家们对音乐的颠覆性危险的担忧，试图将犹太从业人员从国家音乐生活中清除出去，就是当局对音乐最明显的干预。

理查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作为1933年最负盛名的音乐人物，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SpokeZarathustra，1896年）、《艾丽卡特拉》（Elektra，1906至1908年）、《玫瑰骑士》（DerRosenkavalier，1910至1911年）、《阿尔卑斯交响曲》（AnAlpineSymphony，1915年）等作品，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作为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施特劳斯创作了丰富的音乐节奏，也探索了半音阶和非谐振，尤其是在如《艾丽卡特拉》这样的早期作品中。虽然他在职业生涯中也曾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比如国际作曲家合作常任委员会主席，但对他来说，1933年秋天成为帝国音乐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这将他与政权捆绑在一起，用他的名声服务纳粹。他后来说，他试图减轻新统治者造成的伤害，这听起来有一定的真实性。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与政权的合作将改善德国的音乐生活，并帮助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他的犹太儿媳和孙辈。他们在维也纳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全力斡旋，将他们软禁在加米施（Garmisch）的别墅。但他也是受到自己庞大野心的**，才会担任帝国音乐协会的主席。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斯波特斯（FredericSpotts）所说：“如果弗特文格勒渴望成为音乐表演的元首，施特劳斯则希望成为所表演内容的元首。”

另一位难以被简单界定的音乐领域关键人物是卡尔·奥尔夫（1895—1982）。和施特劳斯一样，奥尔夫的经历引发了一个疑问，即伟大的艺术成就在纳粹统治下是否可能实现。他的《康塔塔·卡米娜·布拉纳》（tataaBurana）给出了最肯定的答复。这部作品将24首13世纪的诗歌配以简单的和声，自1937年在法兰克福首演后，在纳粹德国轰动一时。乔治·斯坦纳（GeeSteiner）认为：“当歌手们像穿着杰克靴的机器人一样吐出拉丁摩擦音时，那是很可怕的。”然而，这部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命运》（OFortuna）这首歌也成了公认的经典。奥尔夫的成就无疑对音乐学家鲁道夫·斯蒂芬（RudolfStephan）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因为斯蒂芬曾说，1933年至1945年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真正出现的杰作中没有发挥作用”（他补充道：“它没有创造任何积极的东西，只会破坏。”）。

如上所述，非官方音乐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音乐历史学家帕梅拉·波特（PamelaPotter）曾指出：“音乐审查制度可能是最不严格的，因为政府或警方控制范围之外的音乐渠道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所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最不现实的。”“某些作曲家，如保罗·冯·克劳瑙（PaulvonKlenau）和温弗里德·齐利格（WinfriedZillig）尝试了序列音乐，而由受过古典训练的音乐家演奏的‘沙龙舞曲’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十分流行，甚至偶尔出现在国家控制的电台中。”这种音乐的一个变种，有着浓重的小提琴成分（通常给音乐一个更“甜美的音色”）也是常见的。因此，“娱乐音乐”一定程度上很有包容性，就像有时戈培尔和其他纳粹当局那样。爵士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入德国，有些人认为是德国战俘在法国的军营里听到了爵士乐，从而助力它流行起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莱茵兰的盟军占领军带来了爵士乐。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剧院和卡巴莱夜总会的兴起推进了这一新音乐模式的发展。

摇摆青年（TheSwingYouth）和雪绒花海盗（EdelweissPirates）构成了更具体的亚文化，他们借用爵士乐和大胆的美国摇摆音乐。1940年2月，大约500名摇摆舞者在位于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的凯瑟霍夫酒店（KaiserhofHotel）主楼附近的一个隐蔽大厅举行了一场准公开舞会。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工报告说：“摇摆舞太可怕了，伴着英国歌手演唱的英国音乐，而我们的士兵还在与英国作战。”音乐只是雪绒花海盗身份的一个方面。这些“海盗”大部分是年轻人，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他们离开学校以躲避希特勒青年团，但要入伍又太年轻。这些“海盗”以多种方式反对纳粹政权。尽管组织松散，但他们把希特勒青年团当作一个敌对的街头帮派，伏击巡逻队，并以痛打他们为荣。

他们也会采取其他反抗当局的行动，比如帮助逃兵。但不管是音乐俱乐部还是徒步旅行，“海盗”们更多是为了寻求自由。他们这种利用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来抵抗当局的亚文化成为好莱坞电影的素材。虽然这些年轻人未能成功改变政权的进程，但他们在越轨行为中却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文学

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丰富，却似乎处于同时期其他艺术形式的阴影之中。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政府没有像提拔某些建筑师、艺术家和音乐家那样提拔作家。但我们知道，希特勒实际上是位狂热的读者，他拥有一个超过1。6万本藏书的图书馆。他经常读书到深夜，还在书上做批注——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这些批注进行分析。帝国文学协会作为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社团组织也很突出：战争初期，它管理着3000名作家、2500家出版社、2。3万家书店和50个国家文学奖。在第三帝国期间，平均每年有2万本新书出版，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生产国。因为德国民众的识字率接近百分之百，文学被当作一种重要的宣传形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第三帝国时期最畅销的书，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从未读过这本书，但它的销量已经达到600多万册。希特勒政权还推广其他主旋律题材的作品，比如元首崇拜、种族等级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犹太主义）、人民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系〔《血与土》（BlutundBoden）〕，以及超民族主义。

汉斯·乔斯特（HansJohst，1890—1978）是官方领域作家的代表，1933年戏剧《施拉格特》（Schlageter）的作者。该戏剧歌颂了一位纳粹烈士，这位烈士在1923年因反抗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而被法国人处决。剧中有一句名言：“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乔斯特的这番话意在恳求主人公去战斗，而不是学习，暗寓纳粹德国的文化与武力之间的联系。

1933年首演的《施拉格特》被当作纳粹推崇的“英雄剧院”的典范之作。乔斯特被推崇为“纳粹桂冠诗人”。他在1935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文学协会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与戈培尔和许多其他纳粹高层领导人多有接触。他也是党卫军的一名上校，还是希姆莱的亲信之一〔他称希姆莱为“我的帝国元首，敬爱的海尼·希姆莱（HeiniHimmler）”〕。乔斯特的作品曾有表现主义倾向，他偶尔也会帮助一些现代主义的同事，比如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Benn），但他成了那个时代主旋律“血与土”主题文学的支持者。乔斯特投身行政工作后，作品逐渐减少，但他还会继续发表诗歌、散文和演讲，包括1938年的《德国是我家》（Meisd）和1940年的《帝国的呼唤，人民的回声》（RufdesReiches，EchodesVolkes）。1944年9月，乔斯特被列入“受上帝保护的艺术家”名单（Gottbeglern）。然而，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处三年半的有期徒刑，这一刑期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长的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写作禁令。他以笔名在德国连锁超市艾德卡出版的杂志《聪明的主妇》（DieKlugeHausfrau）上发表诗歌，但乔斯特被联邦共和国当局视为严重威胁，他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他成了乔治·格罗斯（Gerosz）的朋友，这位艺术家激发了本的灵感，促使他创作了《肉》（Meat）系列作品，名噪一时，并在1932年进入著名的普鲁士艺术学院。但是，尽管他与魏玛柏林的先锋派人物交往密切，但他也表现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1933年2月，他被任命为艺术学院诗歌部的临时负责人，帮助纳粹推进“一体化”的进程，迫使海因里希·曼、凯特·科尔维茨（K?theKollwitz）等现代主义派人物辞职，并提拔了支持纳粹的作家，如汉斯·乔斯特、汉斯·格林（HansGrimm）和欧文·吉多·科尔本海耶（ErwinGuidoKolbenheyer）。1933年4月24日，本和政府的关系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他发表了题为《新国家与知识分子》（TheheIuals）的广播讲话。文学学者埃格伯特·克里斯平（EgbertKrispyn）总结了他的言论：“他嘲笑所有的自由主义，并宣称知识自由必须服从于极权主义国家，并应为此做出牺牲。与此同时，他称赞国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了新英雄主义物种，未来属于他们。”本与移民国外的克劳斯·曼（KlausMann）就“新”帝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进行了公开讨论，并阐述了一种高度种族主义的世界观。有时，他会将二者结合，例如：“你难道意识不到，在你的拉丁海岸，发生在德国的事件不是那种用著名的辩证方式扭曲和谈论的政治把戏，而是历史突变和人民愿望共同孕育的新物种的出现吗？”他还说：“文明的业余爱好者，歌颂西方进步的行吟诗人难道意识不到，最终，这里关键的不是政府形式，而是人类诞生的新愿景——或许古老，但或许是白种人最后一个宏伟概念，或许是最宏伟的宇宙精神本身的实现，就像歌德的赞美诗《致自然》（ToNature）的序言一般？”本的种族主义还表现在1933年9月他为杂志《我的世界》（DieWoche）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呼吁“去除或隔离”（aussg）“大众中不那么有价值的部分……”不仅是出于种族适应性的考虑，也是出于宏观经济（volkswirtschaftli）的考量。简而言之，本公开有力地阐述了一个种族主义的优生计划。他那以高雅文化为基础的论点被视为对种族灭绝计划的支持，尽管他本人没有呼吁杀戮和迫害。除了他思想的生物学部分，本的观点在其他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吻合，包括对国家的赞美和对个人服从国家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