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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会金斯伯格（第2页）

凝望一轮满月，陷入烦人的自我意识之中

又饿又累，我走进一家市场，想买些形象

霓虹灯直晃眼，我幻想着你笔下各种人物的模样

……

我看见你，沃尔特·惠特曼

无儿无女，孤零零，闲不住的老头儿

你在翻弄冰箱里的肉，瞟着卖肉的男孩

我听见你在问：是谁宰猪剁块？香蕉什么价钱？

你是我的天使吗？

……

我在五花八门的罐头架里进进出出，跟随着你。我想象着市场侦探也在跟踪着我。在孤独的幻想中我们一块儿走到货摊边，我们品尝着洋姜，拣着种种冰冻佳肴，但一直不越过柜台。我们上哪去呢，沃尔特·惠特曼？再过一小时就关门了，今晚你的胡须指向哪儿呢？（我摸着你的书，幻想着市场，觉得真荒唐）……我们是不是边逛边梦想着自己逝去的充满爱的美国？啊，亲爱的父亲，灰胡须的、寂寞的勇敢者教师，当卡伦不再撑船，你站在冒烟的岸上，眺望小船消逝在列达河泛黑的水面上，那时的美国是什么样儿呢？

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一首他的诗《嚎叫》。他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

也许有人对此大不以为然，觉得那么有名气的一个美国诗人，竟到中国来哭穷，斤斤计较那点稿费，难道不怕别人笑话他有失“身份”吗？

笑话他的人是不应该、不公正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很感动，金斯伯格并不因为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这正是他的优点。作为一个不了解中国出版情况的外国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释说：“中国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因此我们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不给稿酬，正像国外出版社印刷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给稿酬一样。而且我们的稿酬比你们的还要低，每二十行诗算一千字，按最高标准给十元稿酬，你这首《嚎叫》顶多拿五十元钱，够你在小饭馆里吃顿饭，靠这点钱旅游是不行的。”

有些中国作家在国内是很少逛商店的，到国外却不能不逛商场，我就是如此。想不到这些美国作家来到中国，跟我们到美国去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积极。利用中午休息的那一个多小时也跑到商场里去，大包小包地买回来。印第安人女作家莱斯·马蒙·西尔科，买了一身蒙古族服装，当场就穿戴起来，像穿着节日盛装一样去参加胡乔木同志的接见。十位美国作家，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将近二十个人，不论跑到什么地方去采购，却准时回来开会。就连自由浪漫的金斯伯格也从不迟到。他们这样有组织守纪律，真叫人对作家的队伍刮目相看。金斯伯格告诉我，他极少过这种整齐划一的生活……

这次在北京重逢，使我对一些美国同行加深了理解，更加尊敬他们。

女作家弗朗西妮·格雷，在发言时声称：“我写作是为了向现实报复，是由于仇恨，我渴望向所有压迫过我、凌辱过我的男人复仇。”她愿做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把鼻子紧紧顶在美国社会的玻璃窗上，我的孤独迫使我写作。良心是犹太人发明的，留给我的只是慕尼黑的悲剧……”

这位五十四岁的纽约市立大学“杰出的客座教授”，喜欢谈论女权运动。然而当她听说我的衣服上掉了一个纽扣时，就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利用休息时间为我缝好了扣子。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却令我动容。人与人之间常常是通过这些小事，加深了解，引起敬重。她的两部长篇小说都以十二种外国文字出版。我久久地思索着她的经历、她的思想……

两年前曾对我自称是工人诗人的加里·斯奈德，把“国破山河在”这句中国古诗，改成“山河破国在”，来抗议现代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他在自己的村子上是一位精神领袖，但他厌恶现代社会中的污染、贫困、战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他从未让他们看过一次电视，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

他们是一些具备鲜明个性的人物。你尽管跟他们相处短短几天，对他们的了解远不够深刻，但决不会把他们混同起来。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声中握手告别的。那是美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金斯伯格从提包里掏出自备的风琴，边拉边唱。他们明天就要去西安参观访问，金斯伯格还将去几个大学里讲学。他准备向中国青年介绍几个美国诗人，这些诗人都没有钱，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欢乐。问我讲这些内容行不行，我告诉他，他的讲学一定会受到欢迎，还劝他多讲点自己，甚至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或自拉自唱。

现在，他已经离开了中国，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讲学和旅游，我真想问他一句：“喜不喜欢中国的年轻人？”

1984年12月于芥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