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华生带头不撤。他知道一撤退就前功尽弃,“鬼仔角”将永远是令人生畏的地狱,几十条“开荒牛”的性命也白扔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而干下去则还有希望。既然已经进了地狱,看不见天堂就不要轻易认输。站出三百个“开荒牛”愿意跟钟华生留下(他身上一定有某种不同凡响的魅力)。领导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甚感震怒,命令他们一个个对着录音机表态,一个个签字画押。
钟华生率领着这群红了眼的“开荒牛”,真是背水一战,绝地求生。于一九七五年秋天,在坭湾门门口建成了一百五十米长的浮运式大闸,扼住了山海口的咽喉,终于征服了海潮,形成了面积相当于两个杭州西湖的人工湖。根据旁边的白藤山,遂命名为“白藤湖”,鬼仔的时代宣告结束……
钟锦泉领我们登上坭湾门大闸,翘首东望,暮色将临,海天混沌,朦胧而又凝重。我心里还在想着刚才钟锦泉关于“鬼仔角”的介绍,真想听听鬼仔的哭声,即便是叫声或笑声也行。
“大跃进”和“**”的年代,中国搞了许多围海造田、填湖改田的“壮举”,事实证明,许多这样的“壮举”,不仅得不偿失,而且简直是对历史、对后代子孙犯下了大罪!有的错误已无法改正,有的第二次劳民伤财,正搞“退田还湖”或“废田还海”的运动。白藤湖显然有自己的历史,有其独特而真实的情况。
我感到这正是钟华生不一般的地方,不随着大流粉饰或否定自己的历史。否定“大跃进”,他们却不否定一九五八年群众填海的功绩;全国否定“**”,他们却宣扬“文革”期间几百名“开荒牛”在“鬼仔角”立下的不朽功勋!白藤湖走完的前三步是从一九七一年算起的,每五年走一步,第一步“整治沧海”,第二步“开垦桑田”,第三步“建设乐园”。
以我为主,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历史。而且敢于承认自己,承认自己的历史,这是那种想干大事业、具备某种领袖气质的人才能做得到的。
从湖上归来又走进湖滨餐厅,气派豪华,格调清雅,同我在广州、深圳见过的大饭店相比毫不逊色。设备是现代化的,点缀了一些具有民族风格的装饰品,画栋雕梁,宫灯花瓶。厅里套厅,还有曲径回廊,真石真树,流水叮咚。石湾清水里的活鱼活蟹更增添了无限趣味。
餐厅小姐——我只能称呼她们为“小姐”。广东习惯把服务员称作“小姐”,我一路上老也改不过口来。实际是“土”性难改,不管走进何等豪华的所在,“小姐”两个字总是难以叫出口。不想走进这农民度假村的餐厅,“小姐”两个字自然而然地溜出了嘴,也许是这里的气氛与“小姐”的称呼很协调。还有她们那训练有素的仪态和精神面貌,彬彬有礼的笑容,落落大方的谈吐。为我们桌端茶的是位北京姑娘,招聘合同期满以后自愿留了下来,希望在白藤湖落地生根。
餐厅里买卖兴隆,几乎是座无虚席。食客五花八门,论服饰千姿百态,论肤色黄白黑都有。从哪儿看得出这是个农民办的餐厅呢?
世界潮流是农村看城市,农民往城里跑。这里是城里人往农村跑,包括海外的朋友也来看农村。人才是最奇怪的动物,掌握这种奇怪的特性就能创造奇迹。
钟华生无疑正在领导一种新潮流——发达国家有没有农民度假村我不知道,在中国,它确实是第一个!山海关有个“天下第一关”,昆明有个“天下第一汤”,“好景门”为什么不可以叫“天下第一门”呢?它与天安门遥遥相望,天安门是古代农民智慧的结晶,“好景门”又象征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
我问钟锦泉:
“你们怎么想起要叫个‘农民度假村’呢?”
“中国有专供干部使用的俱乐部、疗养院,工人也有自己的疗养院、文化宫,哪里听说过有农民的疗养院?农民只有五保户、敬老院,我们的农民不是爱受穷、爱受罪。所以老总决策,就叫‘农民度假村’,改变农民地位,改变农业国对农民的不公平看法。”
好大的口气,好大的志气,可谓想得不凡,干得不凡。
“农民来度假的多吗?”
“不少,占游客的百分之二十。但是要求吃得最好,住得最好,最敢花钱的是农民。农民游客曾要过五百元一桌的饭菜,外国游客最多也就是吃三百元港币一桌的饭菜。”
“哪个国家的游客最多?”
“日本、意大利。今年我们要在白藤湖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中日农民友谊协会’,另一个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会议。”
能主持召开这样两个会议,足见钟华生和白藤湖农民度假村的影响已非同一般。农民企业家是当今中国土地上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道道令我这个北方人眼花缭乱的菜端上来了,浇汁的大闸蟹,通红的斗门虾,玉质丰脂的黄金凤鳝,味道奇特的鲈鱼、龙利,田螺更是第一次吃。果然全是海鲜,又不同于一般的海鲜。白藤湖水咸淡混合,鱼虾等水货最难成活,光是咸水容易活,光是淡水也容易活,能够适应白藤湖的水而活下来的水鲜,味道就格外鲜美。所以白藤湖的水产特别珍贵,我不免有些担心:
“水鲜如此珍贵,够游客大吃大喝的吗?”
钟锦泉笑了:“放心吧,我们的湖大,再加上科学喂养,光是鱼类就年产一万五千担。白藤湖的居民仅三千人,度假村的所有职工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千余人,而白藤湖每年的副产品可供三十万人坐吃一年!”
“每年来度假的游客有多少?”
“去年(一九八五)是十六万人,总产值四千万元,纯利二百万元。”
二百万不是个了不得的数字,但白藤湖这片事业的规模、影响和性质,却决非金钱所能代表的。
我们在小放映室看完白藤湖概貌的录像片,钟华生就出场了。
他很年轻,出乎我意料地年轻,他们南方人的年龄只看外表是很难估摸的。身材不高,但匀称有生机,穿一身合体的浅灰色西装,质地和做工都很考究,上衣没有系扣子,露出雪白的衬衣和深色的领带。整齐的分头,清秀的面孔——是的,我不想用别的词汇形容他的脸,带着南方漂亮男人的水灵劲儿,轮廓玲珑,线条柔和细腻。但钟华生的眼角、嘴边多出几条冷峻的纹路,泄露了他做人的深度、力度和厚度。精明的目光,充满自信的微笑,此地第一主人当仁不让的气度……要评判这样一个人的精神品质比评判他的事业更加困难。
钟华生的风格跟我所见过的北方农民企业家截然不同,白藤湖农民度假村明显地打上了他的个性的印记。
他没有对我们说些毫无意义的客套话,这正对我的心思。我有几个问题正要当面向他请教,他不客套我也就可以单刀直入地开始采访了——
“阁下贵庚多少?”
“四十九岁。”